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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霍克尼眼睛里的中国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12月18日        版次:GB06    作者:郭爽

    《中国日记》,(英)斯蒂芬·斯彭德、大卫·霍克尼著,李博文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 16年12月版,128 .00元。

    郭爽 自由撰稿人,广州

    关于1981年春夏之交的那趟中国之旅,大卫·霍克尼说是一次休闲旅行,“就好像三个小学生第一次前往另一个大洲时会做的那样”。这三个小学生分别是霍克尼本人,时年44岁。诗人、作家斯蒂芬·斯彭德,时年72岁。还有霍克尼的助手埃文斯,二十出头。他们在中国体验到的是一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熟悉并体验过的“旅行团式旅游”,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奔赴一个又一个景点。而他们的足迹也在中国版图上划出纵横交叉的飞行图———香港、北京、西安、南京、杭州、无锡、上海、桂林、广州。密集的三周行程产生了一本书《中国日记》,收入斯蒂芬·斯彭德的日记体文章,及霍克尼的摄影作品、速写和油画。三周时间产生的更多更深远的影响,在日后霍克尼的创作中悉数可见。而旅行与见闻本身对艺术家的滋养,在这本《中国日记》里则得到了生动的记述。

    霍克尼的眼睛

    在桂林,大卫·霍克尼遇到了一位八岁的天才小画家。男孩对三个外国大人的出现并不兴奋,在画画(作为展示)时,甚至表现出厌恶。但当霍克尼掏出一盒蜡笔送给他时,他开心起来。艺术家与普通孩子之间的差别也就此显现出来。他着迷地看着霍克尼如何使用蜡笔在素描本上作画。“大卫向男孩展示,他可以用蜡笔先画出阴影线,再用毛笔扫过画面。大卫也展示了用一层颜色盖过另一层颜色的方法;还展示了用小刀将干硬线条变成色彩层的方法。”这位小画家迫不及待地要自己试用这些蜡笔画画,霍克尼事后告诉斯彭德:“他绝对是一位艺术家。他因新创作材料而兴奋,并马上学会了使用方法。”这个小小的插曲,是整趟中国行程中,霍克尼最快乐、天性流露最充分的时刻。在两人共同作画的过程中,他们成了真正的伙伴,既是孩子也是艺术家。而霍克尼对这一过程的诸多评论,也是整本书中他最精彩的言论之一。

    面对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风景的摄入速率远远超过霍克尼最初的预期。最开始他用画来记录,后来应接不暇,拍了很多照片。他尝试了毛笔与墨,并模拟中国书法,为朋友们写明信片。在他所熟悉的材料里,则以色彩的准确、隐喻的真实记录了视觉里的中国。淡红色水彩勾勒出天安门城楼的线条与色块,深浅浓淡的黑色涂出一个个转动的自行车轮胎。而在照片里,他留意并捕捉的,都是细节———颐和园里石刻的水波纹、火车餐车桌上的烟灰缸与盆栽。这些细节即使拆散成卡片,你仍能一眼认出——— 中国。

    斯彭德的眼睛

    对于一位有相当自我要求的作家,一趟中国之旅的首要任务或许是———如何超越二手印象。斯彭德与奥登是好友,年轻时,两人都被视作英国左翼作家的一员。斯彭德还一度加入英国共产党,后退出。对于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现代命运,斯彭德有着深入的了解、思考与认知。而这一趟旅程,既是自证,更是怀疑、推翻与期待未来。

    如果对比奥登与衣修伍德在1930年代共赴中国,记录抗战时局的《战地行纪》,无疑,1980年代才来到中国的斯彭德敏锐不减,但所面对的中国本身及言说的困难程度更大。与奥登他们经历的那个与世界融为一体(“二战”作为全球性事件之外,其时中国的敞开姿态亦然)的中国不同,斯彭德所经历的是封闭的中国。是尽管尘埃尚未落定,“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在经历过大量实践与理论的错误后……中国政府将以理性治国”的中国。所有人都在等待改变,斯彭德遇到的某中国人甚至率先嗅到了改变的气息。

    最能呈现斯彭德个人特点及写作能力的片段,或许是关于游览颐和园的记述。在颐和园,他们第一次见到了放松、享乐的中国人。斯彭德这样写道:“在这里,我想,劳动人民进入了他们继承的遗产之中。在占有、使用这个园林的时候,他们被一种轻柔的占有气氛围绕着,理所应当地使用着过往帝王的宫苑——— 过去欧洲及美洲列强占有或毁坏的对象。”霍克尼则对颐和园的建制有着精准的观察——— 对比杭州西湖18世纪的优雅,颐和园是19世纪的典型,带着一种粗糙的感觉。正是这种粗俗,让在其中游玩的人倍感自在。至于颐和园曾经的主人慈禧,斯彭德的描述让人莞尔:某种传奇教母(FairyG odm other),也许是邪恶的,但都拿着力量的强大法杖。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感知并描述这种维多利亚式魂灵的东方分身,具有带讽刺效果的说服力。

    中国作为客体

    在从内地往香港时,斯彭德与霍克尼回望,看见两个年轻的出入境官员坐在一把椅子上,互相倚靠着。这突然让他们想起在颐和园中的人们身上看到的纯洁。香港不能让他们放松,相反,在他们半个多月的中国之旅后,他们在香港感到迷失。霍克尼感叹:“我们要向友好的中国人说再见了。”

    纯洁——— 两位国际友人对中国人身上最让人留恋的品质的感知,或许作为观察客体的中国人并不会领情。由于全程都有人接待及安排,斯彭德与霍克尼看到的中国,是彼时的官方想要展现给西方艺术家认知中国的一面。在给予与接受的两面,这样的行程,反而更有利于读者了解彼时中国的状况。故宫、中央美术学院、颐和园、《诗刊》编辑部、清东陵、观赏京剧《白蛇传》、十三陵、长城,西安,南京书画院、中山陵、长江大桥,西湖、漆器工厂、灵隐寺,太湖、无锡丝织厂、上海郊外的农村公社,桂林和阳朔,广州。

    斯彭德意识到,自己倾向于以20世纪权力斗争的历史逻辑来考虑现实,而霍克尼———“他从想象力的角度观察生活。对于他来说,想象力是某种终极力量,指引着所有事物。”这种现实与想象的交锋,贯穿了二人的整个旅途。却也提供了丰富的层次,让两双眼睛交叠里的中国,反差巨大,却如此迷人。就像中国人友善地提醒他们“广州很可怕,你们不会喜欢那儿”一样,像是在畏惧即将到来的复杂与风暴,关于人生存状态的本身。而霍克尼则调皮地说,广州,“街道上到处都是人,各不相同,这是唯一一个街上女孩子们穿裙子的城市……也有更多的餐馆”。人们在生活、在娱乐,开始在作为个体的生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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