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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隐秘生活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11月20日        版次:RB06    作者:谷立立

    《陌生人的孩子》,(英)艾伦·霍林赫斯特著,黄英利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8月版。

    谷立立 自由撰稿人,成都

    谈论现当代英语文学,无论如何绕不开亨利·詹姆斯这座“大山”。其论著《小说的艺术》首开英美形式主义理论先河,为后世的写作指明了方向。他细致绵密的心理写作堪称完美,引得后辈文人竞相效仿。当代英国作家中,艾伦·霍林赫斯特算得上詹姆斯的高徒,不仅性取向与之无限近似,文风也有似曾相识的仿佛。然而,对于作家而言,谈论其多姿多彩的私生活无异于本末倒置,专注文本才是正经事。一直以来,霍林赫斯特沿着詹姆斯开创的文学之路小心经营、大胆创新,以浩大的篇章、纷繁的人物、层次分明的写作,一再拓宽詹姆斯的小说宏论。

    《陌生人的孩子》是霍林赫斯特的代表作,小说以贵族诗人塞西尔·瓦朗斯的生平为轴心,细腻刻画百年间英国社会情爱观的嬗变。1913年夏天,乔治·索尔偕同老友塞西尔前往两英亩庄园度假。塞西尔“与众不同的气质、讽刺的话语、他的聪慧和他的富有”很快成为一家人关注的焦点,由此掀起“不大不小的涟漪”:乔治和妹妹达夫妮对其青睐有加,与之产生了超乎友谊的暧昧情感。

    关于小说家,福斯特曾有一个有趣的论述。在他看来,小说家知道“一切隐秘生活”。换言之,他们不仅知晓当下生活的秘奥,也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业已失落的历史了然于心。这是霍林赫斯特写作的起点。他大可以放开手脚,甘之如饴地享受之、谈论之,而不必低眉顺目地迎合教条,虚掷笔墨写出违心言论。因此,尽管他与1913年的塞西尔拥有同样“不正确”的情爱观,同样为世人所诟病,也不妨碍他为自己的群体做出大胆而直接的告白。

    不过,就算是表白,也不意味可以不管不顾,放任自己在性爱丛林中穿越。霍林赫斯特立志为边缘群体代言,自己却不以边缘人自居。于他而言,情爱也好,文化也罢,都不过是悠长历史的某个片段,并非写作的全部。在评论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小说《大师》时,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作品的硬伤:托宾过度沉溺于詹姆斯的隐秘情事,从而忽略了大师巨大的文学成就。与托宾不同,霍林赫斯特有自我的追求。从写作之初开始,他就不满足于充当情欲的复印机:他要创新,要自由,要享受甜蜜的生活,更要步入宏阔、辽远的新格局。

    具体到《陌生人的孩子》,塞西尔声称自己“有一个讨厌的习惯,文明社会对之恨之入骨,所以只能在室外,在夜幕的掩盖下才能体面地进行”。那么,什么是“讨厌的习惯”?作者并未言明。若是按图索骥,来一番福尔摩斯似的探查,倒也不难读出他的弦外之音。不过,霍林赫斯特终究无意去迎合世人“无知的好奇心”,不仅不解密,还用厚实的外衣加以包裹,将塞西尔的地下恋情盖了个严丝合缝。

    显然,禁忌并非霍林赫斯特写作的重心,它充其量不过是具象的符号,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字里行间,充当起连接前情与后事的引子,真正大唱主角的另有其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左右故事的进程,使之无法沿着预设线路走得更深更远,只能留在原地团团打转?自《美丽曲线》开始,霍林赫斯特一直在摹写相同的故事:出身低微的年轻人跻身他不熟悉的阶层,并将这世界打得粉碎。到了《陌生人的孩子》,破碎感越加明显,只是打破它的不再是一介小人物,而是无所不能的时间。

    是的,时间。与其说《陌生人的孩子》是塞西尔的另类传记,不如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时间之书。小说开端于1913年塞西尔在两英亩庄园的惊艳亮相,结束于2008年二手书商罗伯在荒废的大宅里翻找塞西尔与友人的信札。套用福斯特的话来形容,这是一次无比漫长、“寂静而又孤独的旅途”。时间在其中扮演着颠覆者的角色,它用看不见的手操控命运、破除传统、将活生生的人事轻易抹去。以战争为例。一战前,塞西尔活得率真而洒脱,深知无论“这个世界会怎样哀号与谴责”,他身边诸事依然能像春天一样自然真实。不幸的是,随着战事的深入,这种有如春天般和煦的情感没有存在太久。三年后,万人迷塞西尔丧命战事纷飞的欧陆。生活的温暖彻底终结,只留下一尊冷冰冰的大理石雕像供人凭吊。

    写到这里,故事似乎已接近尾声,但事实上,霍林赫斯特的讲述才刚刚开始。塞西尔之死并不能阻挡他泉涌的灵感,人生固然终止,故事还在继续。很快,小说就迎来了塞西尔的回归。只是这一次,作为主角的他已彻底隐身,不直接参与讲述,而是借他人之口间接出场。回到故事开始的1913年,在得知塞西尔来访的消息后,16岁的达夫妮兴奋不安,在想象中她看到自己“在很多年后还跟别人叙述事情的经过”。仿佛一种预言,她的想象最终变成现实,小说得以在口述史的路上越走越远。多年以后,经历过多次婚姻、养育过若干子女的达夫妮在一次次采访中,无数次念叨起塞西尔的名字,“感到这个故事的温暖洪流在她的身体里奔涌,把她的整个身心都紧紧地抓住了”。不过,达夫妮当然不会知道,她深爱的男人如今已经变作一种谈资。在不同的场合(庄园、新书发布会、作家追思会)里,他的传说有了不同的版本:在世时,他是名满天下的桂冠诗人;去世后,他是情人心头永远的朱砂痣;二战时,他是安抚民族创伤的良药;到了当代,他反倒被世人遗忘,不仅文学地位不保,诗作亦无迹可寻。

    由此,小说似乎变成了一道横亘于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罗生门”。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目的,在过往的故纸堆里戮力翻找,以多少有些变形的回忆来拼凑“真实”的塞西尔。写到这里,传记究竟有多少可信度,诗人是否只是当事人臆造的幻象,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借由多声部的四重奏究竟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因为无论如何费尽心力、大加铺排,我们也复原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塞西尔。战争让他命丧黄泉,时间改写一切,让熟悉的家园、鲜活的面孔变得陌生。无疑,这是一种悖论。但我们应该如何去形容这种悖论?或许,只有“陌生”才能囊括下霍林赫斯特的“孩子”。正如没有人会在乎古老的大宅和“充满微风的花园”是否安好,也不会有人关心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二流诗人到底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写过什么。毕竟,属于他的纯真年代已成追忆。95年后,当两英亩庄园沦为无人问津的废墟,塞西尔“陌生”的诗篇大约也只能唱给时间去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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