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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方文化事业”中的古书复制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10月23日        版次:RB08    作者:苏枕书

    “东方文化丛书”中的《春秋正义》。

    京都读书记之三十

    苏枕书 作家,日本京都

    1923年3月,日本制定、公布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法》,拟仿美国,用义和团赔款发展中国文化事业,也有意藉此缓和191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1924年末,于北京设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5年7月,日本方面任命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等七位委员。中国方面任命陶萃英、王树枏、柯劭忞等十一位委员。分设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开设东方文化图书馆筹备处。1928年5月,为抗议日本出兵山东,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总委员会委员长柯劭忞辞职,中方委员也集体辞职。

    东方文化事业既在中国受挫,日方遂将重心转向日本国内。1928年10月,于东京、京都分设东方文化学院,目的在于“研究及普及‘支那’文化”,事业有经营研究所、发表研究及研究资料、复制有益之古书等。东方文化学院下设理事会,管理东京、京都两研究所及古书复制委员会,不难看出古书复制事业地位之重。其中东京研究所主任为服部宇之吉,京都研究所主任为狩野之喜,古书复制委员会主任为国宝保存会委员荻野仲三郎,委员有宫内省图书头杉荣三郎、服部宇之吉、安井小太郎、狩野直喜、新村出、内藤虎次郎。

    古书复制委员会所刊丛书曰“东方文化丛书”,1930年出版了前三种:《文镜秘府论》、身延山久远寺藏宋刊本《礼记正义》、高山寺藏《庄子残卷》。其中,身延山本《礼记正义》是1928年6月德富苏峰在身延山文库偶然发现,他将此书借出,与安井小太郎、内藤湖南同观,三人均认为此书价值极高,且中国久佚,应当复制,裨益东洋经学研究。其时,东方文化事业的古籍复制部门刚刚成立,德富苏峰并不在古籍复制委员会内,《礼记正义》并未出现在最早一批公开的复制计划内,但实际出版时,却是东方文化丛书的第二种。

    1930年1月,服部宇之吉向外务省提交为复制《礼记正义》而增加预算的申请书,称此书“北宋淳化五年刊行,系德富猪一郎氏发现之稀有典籍”,“我国现存《礼记正义》古刊本别有野州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南宋绍熙三年刊本三十五册,其中四册由僧一华复写,此外,绍熙刊本正义七十卷已有中国影印本。而此身延本正义虽不过二卷,却较绍熙本先一百七十七年刊行,乃不见他传之珍籍”,“但古书复制事业本年度经费已全无余地,该《礼记正义》二卷系德富猪一郎氏向久远寺一时借用,亟待摄影完毕、归还原寺。故恳请作为本年度事业,立刻实行”。同年2月5日外务省就此提出议案,2月7日决议通过,批准支出补助金。2月10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向服部宇之吉发出机密184号文书,传达“追加助成金命令书”。2月12日,服部复向外务部递交收到命令的承诺书。同年4月,此书复制三百部刊行面世。透过服部宇之吉与外务省的交流,不论是批准额外经费,还是办事效率,应不难看出外务省对东方文化事业的重视。

    1931年东方文化事业的古书复制计划,是复制图书寮藏正宗寺本《春秋正义》。是年完成。1932年的计划,是复制《玉篇》、宋椠本《毛诗正义》、古钞本《五行大义》、古钞本《古文尚书》、古钞本《左传》、古钞本《白氏文集》。不过,是年计划只实现了《玉篇》一部分。1933年的计划,与1932年同。但是年仍只完成《玉篇》的一部分。1934年没有制定计划,1935年的计划是宋椠本《毛诗正义》及古钞本《古文尚书》等。1936年的计划是继续完成《毛诗正义》。最终1932年制定的古钞本的复制计划没有实现。另外在1935年印出计划外的一轴《唐过所》,与内藤湖南的研究兴趣相关,他在1930年11月京都研究所的开所纪念演讲会上,曾有《有关‘支那’古文书,特别是过所》之报告。而王国维于民国初年也已在大津三井寺圆满院中见得此“唐时通关券”(见《东山杂记》第二十六条)。以上梳理可知,古书复制计划每年都会根据进度、最新发现作出相应调整。

    对于东方文化丛书,当时中国学界如何评价?杨维新曾云:“忆清末黎纯斋公使刻古逸丛书,将日本所存之吾国珍贵善本,覆刻行世,嘉惠士林,诚非浅鲜。最近日本外务省利用庚款,开办对支文化事业局,已有刊行东方文化丛书之举……将来或能广为覆刻,以公同好,亦意中事。吾国此际内乱正酣,困穷弥甚,追慕先贤,徒增仰止,抑犹有黎纯斋第二其人乎?企予望之矣。”张元济曾评价当中第八种《毛诗正义》:“精华日显。吾辈眼福可傲古人。”

    1929年至1937年完成的九种图书中,经部四种,子部两种,集部两种,史料一种。经部虽占近一半,与其说东方文化事业特重经学研究,不如说考虑到中国已佚而日本犹存、兼顾版本学价值及学术意义等条件,才作此选择。事实上,这四种经籍,的确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当中的两种不久即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三编。

    “九·一八”事变之后,时局严重影响到东方文化学院的运营及古书复制事业。日本政府开始认为两处研究所的事业太偏于古代历史文化,既然归外务省管辖,就应该多从事有关现代中国的研究。文化事业部遂提出讨论:两处研究所是否应该持续从前的方针;是否要增加有关现代中国的研究;两处研究所将来所属为何。结果,京都方面表示持续从前方针,愿移交京都帝国大学管理;而东京方面表示愿意增加现代中国研究,且仍由外务省管辖。于是,东西两处研究所就此分裂,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改称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改为东方文化研究所。而一直以来双方合作的古书复制事业也因而终止。

    在1938年3月古书复制事业清点库存的记录中,可知除第二种《礼记正义》外(剩余54种),其余各种库存量都很大。在每期的《东方学报》中,都有东方文化丛书的广告,代理书店有京都汇文堂、丸善株式会社、东京一诚堂、岩波书店、上海内山书店等新旧书店。可知当时东方文化丛书虽可在市面上买到,但实际流通量并不大。主要原因应该还是价格高昂之故。查阅旧书店目录可知,在日本,1927年,150日元可以买到阮元编《皇清经解》,120日元可以买到《古逸丛书》正续编全部,110日元可以买到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至于四部丛刊初编则更为价廉。1934年,120日元可以买到汲古阁原刊初印本《十七史》,100日元可以买到图书集成局铅印《钦定二十四史》,2日元可以买到古逸丛书本日本纸初刷的《影宋大字本尚书释音》。而1929年,日本国公立大学一年的学费为120日元,1935年,芥川赏与直木赏的奖金是手表加500日元。对比之下,不难对珂罗版精印的东方文化丛书价格之高有直观感受。无怪乎当时中日两国的普通读者,尤其是学生,都更愿意购买价格低廉的《四部丛刊》等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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