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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异乡人与历史的“遗腹子”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9月25日        版次:GB07    作者:林培源

    《希拉里、密和、我》,薛忆沩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36 .00元。

    小说

    林培源 作家,北京

    如果说写作《空巢》和《出租车司机》时期的薛忆沩热衷于讲述“中国故事”,那么,到了新作《希拉里,密和,我》,他则不再满足于本土化叙事(尽管其小说在精神源流上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一脉相承),而将视角伸向了“全球化的大时代”,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异乡”(蒙特利尔)的故事。《空巢》显示出薛忆沩在叙事形式和观照现实两方面杰出的能力,这种杰出的叙事才能,到了《希拉里,密和,我》则被进一步强化。深谙小说虚构堂奥的薛忆沩,在新作中重新发明了文学书写当下的“三一律”:他“固执”地将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蒙特利尔的冰湖,“那是我在蒙特利尔经历的最奇特的冬天”,人物在此则轮番登台,上演了“一个冬天的故事”,时间、地点和行动的整一,无不令人想起发端于启蒙时代,盛于欧洲新古典主义戏剧的传统。

    慧眼的读者不难看出,从形式上,这部作品是对莎翁浪漫传奇剧《一个冬天的故事》别样的“戏仿”。借莎士比亚的壳,薛忆沩为虚构的小说注入了“全球化时代”的魂。传奇和小说在此相遇。然而,就像理查德·卡尼在《故事离真实有多远?》中谈到的,小说和传奇毕竟有别,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小说独有的“综合性”。小说可以综合诗、戏剧乃至散文。在薛忆沩笔下,虚构的魔力就在于他化虚为实,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叙述者“我”是一个丧偶的中年男人,他经历妻子的死亡(患胰腺癌去世)之后,又遭受了女儿“离家”所带来的父女关系的“死亡”。这个孤独的男人,在蒙特利尔奇特的冬天和两个“神秘的女人”相遇了。一个是“健康的病人”希拉里;一个是坐在轮椅上的东方女子密和。希拉里的神秘吸引了“我”的注意,在寒冬的海狸湖边埋头写作的密和也引发了“我”强烈的好奇。这是小说的谜面:“我清楚地意识到与上一个冬天相比,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丈夫,我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父亲,已经不再是一个业主,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在生命被抛掷进虚空之后,反观其移民生活,也在反观中探寻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一开始都疑窦丛生:为何如此巧合?为什么作者要以此种奇特的方式将一个男人与两个“神秘的女人”捆绑在一起?他们之间,既没有发生肉体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先在的”的三角关系,作者、叙述人凭什么来勾连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希拉里,密和,我》不像十八九世纪那些以主人公命名的小说。并置的三个人,暗示了别致的“三角关系”———叙述人说他们是“三颗微不足道的沙粒”,三颗沙粒在茫茫大海碰到了一起,偶然和必然,像上帝随意掷下的骰子。随着叙事的推进,三个毫无关联的人物“捆绑”到了一起,他们都尝尽了命运的苦涩,也被历史的暗礁无情绊倒。小说的船只破浪前行,却难免在上帝精巧布置的礁石上搁浅。这里的搁浅并不意味叙事的停顿,而是重新起航。

    《希拉里、密和、我》开篇一节为“开始的开始”,在我看来,倒不如称为“结束的开始”。作者以倒叙回溯过去的事。这样的开篇,和萨义德在《开端:意图和方法》中所持的观点不谋而合。萨义德说“开端是一个制造和生产差异的行为”。我们也可以说,薛忆沩像一个立法者,以此立下有别于以往的新的叙事法则。《空巢》中围绕独居老人和电信诈骗展开的故事让人觉得很“近”,但《希拉里、密和、我》的故事却很“远”———毕竟这是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故事。如此,难免生出隔阂,并滋生一种人为的“设计感”来。然而,小说的魔力,不正在于它是一种“神圣的游戏”么?虚构带来的“间离”让人意识到,这个故事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又倾向于相信,它是“真的”。小说写道:“这好像是上帝精心的设计。在整个冬天里,我不断进入这种设计。”薛忆沩借叙述人之口,坦言这是被设计(虚构)出来的故事。读者进入文本,无疑就默许了作者和读者签订的那纸“契约”。薛忆沩的小说端赖于这种精妙设计。虚构者化身上帝,成为开启新天地的创世者;读者,也在这看似不可思议的“设计”中,走入了真实的蒙特利尔和虚构的三段人生。

    小说接近尾声时,那层包裹“真相”的糖衣才被剥开。两个“神秘的女人”最后消失了,但她们都借助文字语言向“我”道出了她们生命的故事。密和和希拉里是“我”对已经死去的夫妻关系的想象性补充。“我”也借此道出了“移民”的原因,那是死去的妻子进入“我”的梦中一直渴望得到的真相。小说的内核撬开了,故事之外的作者意图也水落石出。

    先是希拉里通过邮件对“我“倾诉丈夫出轨而导致夫妻离婚的事;接着,在密和的部分,“1974”、“圆明园的废墟”和“密云水库”,成了“我”和“密和”的故事发生重叠和关联的密码。密和以第三人称“转述”了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她”的父母在中日两国恢复正常邦交的1974年相识相爱,他们在圆明园的废墟约会,却因两个家庭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最终分开,后来,“她”的父亲投密云水库自杀,某种程度上,他赢了一场神圣爱情之战,国与国的仇恨,为爱所击溃;最后,“我”也写下了移民前在国内报社工作时与女上司“外遇”的故事,这段外遇使“我”同意了妻子移民的要求。“我”的人生故事被掰成两部分,一部分和希拉里的婚姻悲剧相连,一部分与压在密和身上的家族历史重合。

    借助侦探小说般的“设谜”和“解谜”,薛忆沩在《希拉里、密和、我》中道出这样一个真相:在全球化大时代,人与人的关系复杂而脆弱;他也借助小说化的传奇,勾连了当下和历史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这部小说就像一柄锋利的刀,切开了时代的子宫,剖出了历史的“遗腹子”。“冬天的故事”烛照出“同时代人”的精神状态:我和你,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移民”。在小说结尾,“我”借“王隐士”的洞见,道出了另一个真相:“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它让移民的人永远都只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对移民的人意味着第二次‘移民’……‘你永远回不了家,你是所有地方的陌生人!’”。对中日混血的密和来说如此,对神秘的希拉里如此,对小说中的“我”来说更是如此。我相信,《希拉里、密和、我》之于薛忆沩,既是他客居异乡的缩影,也是一次精神的回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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