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满一吊桶的风暴”

——— 评王家新译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9月25日        版次:GB08    作者:李海鹏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王家新译,花城出版社2016年4月版,45.00元。

    李海鹏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在《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里,诗人的遗孀娜杰日达展现出了与其伟大而苦难的丈夫相似的对于诗歌翻译的高傲感,但是,即便如此,她还是这样补充说:“我当然不是指那样的奇迹,即两位诗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融为一体……”那么,娜杰日达所肯定的翻译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同一篇章里,娜杰日达谈到:“我产生出这样一个感觉,即诗存在于它被写就之前。整个写作过程就表现为对某种业已存在的和声和意义统一体的紧张捕捉和呈现,这些不知自何处而来的统一体会渐渐地化身为字词。”“统一体”的概念让人联想到柏拉图的“理式”,然而它并非对现成品的摹写,它必须和“真正诗作的写作过程”一样。这样的翻译,必须具有与原作相同的“秘听”能力,它能够透过原作的字词而感知到那个先于字词的“统一体”,接下来译者自己就变成了与原诗人对等的创作者,他要做的不是复制原作,而是继原作之后,用译入语言第二次雕刻出“统一体”的形象。

    那么,王家新这个译本是不是曼氏的诗歌原文所期待和召唤的?我的回答不仅是肯定的。读这本译诗集,我想到了布罗茨基评论曼德尔施塔姆的《文明之子》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切是我们的神话,我们的变形记”。在王家新的翻译中,译作与原作分享着艺术的绝对秘密,译作是原作最忠诚也最富有创造性的变形记。

    在王家新译本中,曼氏诗歌、诗学最重要特质之一的“空间问题”得到了清晰、精准、极具脉络性的呈现。曼氏的诗歌中充满了对“空间的饥饿”。随着20世纪初俄国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可怕的重负”就变得越发具体、残酷。1930年代以前的曼氏主要是一位抒写城市的诗人,而随着流放生涯的开始,城市隐去,沃罗涅日的“大地”取代了彼得堡的建筑,成为了他诗歌中“可怕的重负”,构成他感知“帝国力量”的主要场域;到了1936年底,仿佛从流放的土地中开始结出“空间的果实”。

    在经过深入大地艰难而隐忍的求索之后,他的诗歌中终于迎来“空间的爆发”,这就是《满满一吊桶的风暴》:

    满满一吊桶的风暴

    顺着铁链,被铰进黑水深处,

    从乡绅们的土地

    进入海洋的核心。

    它移动,倾斜,

    全神贯注,充满威胁。

    看:天空更高了———

    新的家,新的房子,新的屋顶———

    升起在大街上,光,日子!

    这种全新空间的“升起”经历了由下潜到上升的过程,它比阿克梅派时期多出一个隐忍下潜的过程,积蓄了更多的能量,因此最后的“升起”有着更强烈的艺术魅力。

    王家新称曼氏为“俄罗斯的奥维德”,这样的指认就像“粘合两个世纪的脊椎骨”一样让二者密不可分。不过,相比于奥维德式横向的漫游,曼氏刺破空间的方式是纵向的升起,他不会在诗中虚构一个要返回的“罗马”,真正有效的方式唯有“此在的升起”。事实上,彼得堡作为一种乡愁的主题,在《列宁格勒》之后就已基本宣告结束。借助王家新的译本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说身处流放地的奥维德在时间问题上追求一种围绕着“罗马中心”的共时性,而在曼氏这里,不同时性则成为诗歌中最为夺目的时间形式。这强劲地证明着,曼氏诗中虽然充满古典主义元素,但他绝对是个为了现时代的诗人。早在1914年《马蹄的踢踏声》里,他把俄国的当代和奥维德的古代并置在同一空间里,它们相互摩擦,一种崭新的歌唱从中升起。这是个典型的曼德尔施塔姆时间,它是时间的乘方。对于时代,曼氏曾高傲宣称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然而透过这些诗中对时间的挖掘,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自己的诗中召唤亡灵,不是为了让过去复活,而是让自己的时代真正降生。而他的汉语译者深知这一点,他不仅在诸语言的相遇中创造出一种属于今天的艺术质感。他的翻译使曼氏再次活生生地来到了我们中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

    1937年初,曼氏身体极度糟糕,或许有感于生命终结的来临,这一时期他会经常写到疾病和死亡,如《我拿自己怎么办》中的“我被绊倒。我吞咽死亡的空气/一群狂热的乌鸦轰地四散。”对死亡的预感一触即发;也正因此,它以猛烈抽打的态势,让每一位读者的艺术神经惊慌失措,电流般震悚。前文讲到曼氏对于“大地”这一崭新空间的建构,“金翅雀”是其最终升起的艺术象征,而这里的“乌鸦”作为空间溃散的隐喻,无疑与之形成了博物学和诗学意义上的精确对照,这种对照也正是曼氏诗歌的艺术精髓之一。死亡与大地,空间的建构与溃散,乌鸦和金翅雀,可以说,它是三对镭射线的完美交叉点,而王家新则在汉语中将其打磨出了钻石般的光芒。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家新的翻译让人钦佩,因为曼氏本人正是位将个人命运与艺术创造紧密“黏合”的诗人,他的诗歌,虽然个人的苦难史清晰可见,但我们的阅读不会止步于此。显然,人们如果仅从苦难史的角度去进入诗歌,绝非曼氏本人之所愿,他所期待的无疑是自己能够在至高的艺术精确性中得到谈论,因为他是一位达到了卓越艺术高度而非只是被吸附在历史船底的诗人。而王家新的可贵也正在于,他对曼氏的翻译并不是用汉语写就的对苦难的表达,而是绝对忠实于曼氏“寄予厚望的那个自己”。他在努力用与曼氏所具有的艺术尺度和功力相匹敌的汉语来翻译曼氏。他的翻译与其说是用汉语模仿曼氏的原诗,不如说是用自己的汉语来照亮曼氏,发掘和刷新曼氏。这与娜杰日达口中的“奇迹”至少处在了同一向度上。就像曼氏那首著名长诗《石板颂》的结尾所示,他的翻译,“就像插入一个伤口:为了抓住/燧石与水,戒指与马蹄铁”。他的译本所呈现的,正是曼氏身上真正伟大、卓越的那部分。

手机看报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