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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大丰:最直接的表达不一定就是好的表达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9月11日        版次:GB05    作者:朱蓉婷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电影审查,一直是一个敏感而又惹人关注的话题。北京电影学院三位教授——— 梅峰、李二仕、钟大丰合著的新书《电影审查》近日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该书从电影史研究学者的视角,为我们梳理了美国、英国、法国、韩国和港台地区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发展过程,详细介绍了电影史上的经典审查案例,解读二战时的法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波兰、佛朗哥政权时期的西班牙等特殊历史阶段的电影审查制度,为我们解答了关于“电影审查”,那些一直想知道却没处问的事儿。

    近日,本书作者之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大丰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钟大丰开门见山地说道,“对于审查机制的研究,过去我们缺乏比较学术性的探讨,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它到底以何为依据,又是如何操作的,还不太了解。”

    专访

    南都: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题目、写这本书?

    钟大丰:这本书是我们三位老师和博士生一起参与的综合项目,基本上是对各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历史发展,也涉及到现实状况,做了一个归纳整理。

    这本书严格来说不仅是关于审查本身,是把电影内容控制机制作为出发点的,对社会管理的整体性研究,审查只是一个方面,还包括事后的整个传媒系统、社会系统的介入,审查制度对社会文化的建构,等等这些方面,我们做了一个学理性的探讨。别国采取的方式、所走的道路各有不同,有政府管理、有行业管理,我们能从中获得认识,我们不分对错,不做判断,只是看看别人怎么做,在这个基础上寻找我们可能的道路。

    实际上,创作者和管理者之间总是一个博弈的关系,各自对于电影内容有不同的期待,实际上一个健康的电影生产制度,应该在这种博弈关系中寻找一种可以共赢的、尽可能满足整个社会各个方面需要的方式,而且这个方式又要建构一个和产业发展和社会变革需求之间的积极互动。

    南都:这本书主要是介绍他国经验,那么,关于国内现行的电影审查的研究是怎样的状态?

    钟大丰:针对国内的电影审查研究,这些年也逐渐有些成果,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电影怎么运用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式实现内容控制和行业发展并行、不矛盾。我们没有正面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需要更具体的数据、学术资源的支撑,我们现在在这方面还不具备学理基础。

    南都:美国的“行业自律”通过行业惯例进行管理和控制,但不具有法律效力,“行业自律”对美国的电影发展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钟大丰:美国的经验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除了美国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审查都是政府层面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进行的。作为一种行业自律,它建立在电影工业相当程度的发展、相当程度的垄断之上,它能够有效和电影工业、媒体产业之间有深刻关系。不同级别的影片能在媒体上宣传到什么程度,它靠的是完善的工业体制。实际上,它在一个商业体系里的操作余地要比在一个政治体系里的操作余地要大得多,我们既看到内容控制的有效性,又看到商业竞争力,二者逐渐融合在一起。

    南都:在电影应对审查时,创作者有可能通过规避限制实现更高的艺术转化吗?

    钟大丰:限制是一定存在的,任何地区和时代都有限制,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绕过限制进行艺术表达。类型电影就是美国电影的一种升华方式,基本上它不去触及直接的社会现实,但是它会用一系列方式去转化,这种转化造成的效果其实非常有意思。1934年的中国电影《桃李劫》,这部电影结尾本来有男主人公被枪毙的场面,当时国民政府的审查机构认为过于血腥,最后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没有直接表现枪毙,而是用了一个委婉的方式,通过表现监狱、照片等等物体,反而更高明。

    南都:历史上,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有没有过放宽的迹象?

    钟大丰:没有办法说宽和窄,只能说对某些方面的认识变化。在某些历史发展阶段,需要直接的表达去推动一个社会变革,当一个社会趋向稳定的时候,它就需要一种更曲折的方式,这在战后欧洲等阶段,都会看到这种现象。最直接的表达不一定就是好的表达,从整体上来讲,其实现在比以往几十年,我个人认为,是宽了。

    南都:为什么讨论多时的“分级制度”在中国难以实行?

    钟大丰:分级从理论上讲有更多的合理性,更符合现代传播规律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分级。但如何具体运用,包括分级和审查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复杂。我们的审查主要是“映前禁映”和“映前修改”两种,它们和分级之间的关系在世界各国的情况都是非常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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