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年前,《申报》上的偷情案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8月28日        版次:RB11    作者:韩福东

    史照镜鉴

    ●韩福东(资深媒体人)

    阜宁人徐桂林与妻子在沪西租了个房子,他早出晚归拉黄包车为生。妻子徐周氏则趁他外出拉活的间隙,与一个叫刘金祥的男子通奸。徐桂林渐有觉察。

    1926年11月的一个早晨,徐桂林照常出去拉活,而后又特地返回家查验。恰好徐周氏已将刘金祥约来“奸宿”。房门紧闭,徐桂林遂破门而入,睹破奸情。不料刘金祥情急之下,将徐桂林掀翻在地,用双手掐住他的咽喉,徐周氏则掐捏他的肾囊。徐桂林几遭毒手,好在他母亲徐孙氏赶来,大呼救命,闻讯而来的四邻,让徐桂林保住一命,他后来被送到医院救治,而徐周氏和刘金祥则被押送到了警署,

    同样是1926年,住在上海杨树浦公大纱厂工房内的卢金标,面对的则是另一种情形。他听信了邻居陈紫洪的说法,认为妻子王氏与别人通奸,因此回家与妻子争吵,导致妻子“羞愤交加”,在房间内解带自缢身亡。卢金标悔恨不已,向上海五区四分署报案,称陈紫洪言语污蔑,导致他误信而致妻子自杀。警察为此将陈紫洪拘拿归案。

    这是90年前上海《申报》上的中国偷情案,类似的事件在当时并不少见。“通奸”的指控,仍带有强烈的道德压力,可以让一个人为之自尽;被抓现行者,出于自保的考虑,有时会不惜谋杀了亲夫。相较而言,在性观念更为开化的现在,类似的搏命抉择似乎要少得多。

    90年后的今天———无论名媛偷情、学霸约炮或明星别恋,其后果都显得没那么严重。即便被那样大范围地公开羞辱,当事人还是没有自杀或谋杀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通奸”的道德意义实际上变轻了。

    再举几个当时报刊上的例子。1926年8月5日上午,苏州角直镇的郭王氏与邻居戴元发,经江苏高检厅监刑官验明正身,在行刑亭执行了绞刑。郭王氏和戴元发因在两年前的十一月十七日夜间,合谋趁郭王氏的丈夫郭心发熟睡之际,将其用刀杀死,而后弃尸该镇澄湖中。此案后被警方破获,郭心发的尸体被打捞上岸,郭王氏与戴元发则先后被逮捕。最初,地方法庭判处戴元发死刑,郭王氏无期徒刑,被告对此不服提出上诉,原审检察官也以郭王氏处刑太轻提起上诉(抗诉)。二审的结果是,两名被告均处死刑。彼时是三级终审制,被告又提起上诉,但被驳斥。此案惊动司法部,由总检察厅呈奉指令覆准将二人处绞。

    另一个案子,则混杂了疑似的通奸、强奸与凶杀:龚郎郎的妻子是南京潘家桥瞿史氏之女,1926年4月,龚妻回娘家探亲,被母亲多留了几天。快到5月的时候,龚郎郎突然得到妻子身亡的消息。大惊之下,他向地检厅递交了诉状。

    按龚郎郎的指控,他的丈母娘瞿史氏与其夫侄瞿和尚通奸已久,他怀疑自己妻子的突然死亡,“谅必亦遭瞿和尚图占不遂致被谋害所致”。

    龚郎郎的妻子是否死于强奸未遂,尚须证据支持。这个死亡案,也顺带曝光了瞿史氏与瞿和尚的通奸故事。这个瞿和尚可能不是真的和尚。但如假包换的和尚,也可能跌入红尘欲海。这一年的年底,在上海,广宁庵出家的本照,就被居住闸北区的苏城人郑闻祥扭送到了四区警察一分署,同被扭送的还有郑闻祥的妻子郑孙氏。

    郑闻祥控称,本照和尚与他的妻子通奸已非一日,今在庵中被双双捉获,请予追究。但郑孙氏则辩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奸情,是丈夫想要敲诈,将她送到庵内,她因此呼叫,丈夫“见事不谐,因此诬为通奸”。本照的供词与郑孙氏相同。这变成了一个葫芦案。

    90年前,南京国民政府尚未建立,北洋军阀的执政到了最后时节,距离清王朝的覆亡已有15年,而新文化运动也雷声隆隆地响了十载。关于偷情,这个人类最古老的欲望和禁忌,也呈现属于那个年代的特征,但在有些方面,它的表现形式又和现在并无二致。

    可以确定为时代进步的是,通奸除罪化。与此相对应的是上海闸北的这起案例:三阳路周同兴纸匣店伙计俞阿二,年方21岁的妻子两天前失踪,他以听闻妻子与邻人袁二郎有染,可能被“诱拐”为由,报了案。袁二郎也因此被刑拘,送往地检厅究讯。换到今天,阿二的妻子两日未归,其疑似偷情的对象大抵不用担心被刑拘吧。

手机看报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