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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什么被称为“孙大炮”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8月23日        版次:GB07    作者:杨津涛

    □ 杨津涛

    孙中山一生用过的名号有数十个,除本名孙文外,外国人习惯称他为“孙逸仙”,政敌则常常呼之为“孙大炮”。孙逸仙这个称呼的由来很清楚,即孙中山的国文教师区凤墀按照粤语谐音,将他的字“日新”改为了“逸仙”。至于“孙大炮”的来历,一直以来则没有一个详尽的解释。目前流传最广的说法来自于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他在书中说,袁世凯听了孙中山的铁路规划后,“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可靠。

    孙中山的海外老乡首先称他为“孙大炮”

    所谓“大炮”,源于粤语“车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说大话,后来也被客家话借用。袁世凯作为一个河南人,显然不懂粤语,所以这个“孙大炮”的发明权,只会是孙中山的广东老乡。

    曾任广东空军参谋长的胡汉贤回忆,孙中山早年在海外发表演讲,为革命募捐时,有华侨嘲笑他:“孙大炮又来骗钱了!”一次在加拿大的一家餐厅里,有人问他:“孙文!孙文!你说要打倒清朝,请问你有什么兵力去打呀?”孙中山笑着说:“乡里!我们有办法的,打倒清朝很容易,我们的军队多着呢!”那人不由大笑:“哈哈!什么军队?我只见你一个人在这里吃饭!”孙中山回答:“是的,我们有很多军队。清朝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清朝皇帝在给我们训练军队呢!”我们知道,后来清朝确实是亡于新军起义,但当时没人信,于是众人大笑:“哈哈,真是孙大炮!”

    无独有偶,同样的故事在美国也发生过。芝加哥是保皇党的势力范围,直到1910年,同盟会在这里都没能打开局面。孙中山拜访华侨时,来到一家洗衣店门口,刚要进去,店主突然走出来,一手拿着熨斗,一手指着孙中山说:“你不要进来,我不听你的‘车大炮’,你要进来,我就用烫头掷你!”孙中山只好“很诚恳地笑笑、点点头”,走向另外一家商店。给孙中山做“向导”的留学生梅斌林有些气愤,说:“这个侨胞的态度,真叫人受不了!”孙中山反过来安慰他:“这些遭遇我早已预料到的,没什么。人家不了解我革命的道理,责备我们两句是不足怪的!”或许他早对“大炮”这个绰号习以为常了。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国活动,“孙大炮”的名字也随之在国内流传开来。1912年,孙中山赴北京会见袁世凯,其情况并不是现在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一团和气。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张国淦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幕:欢迎孙中山的宴会上,有北洋系军官在一旁高声议论,说“共和是北洋之功”,同盟会是“暴徒乱闹”,至于“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面对此情此景,袁世凯旁观不语,孙中山则“从容如常”。

    谭延闿早年身属晚清立宪派,直到1922年才真正追随孙中山。他早年认为,“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人骂孙中山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后来谭延闿改奉革命理论,对人回顾说:“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实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同是湖南人的赵恒惕,因持反孙立场,亦称孙为“大炮”。

    年轻时投身革命的袁同畴也回忆,陈炯明“对当时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尽力污蔑,开口闭口都称‘孙大炮’”,他当时“虽不是国民党党员,听起来也刺耳。无论如何,孙先生总是上官,陈氏总是部下,部下对上官可以这样侮辱吗?”显然,在正统革命党人眼中,“孙大炮”是含有侮辱之意的绰号。

    理想主义不被理解,于是成了“孙大炮”

    不同于政敌,革命党人及其他第三方人士,在提到“孙大炮”这个词时,多少是含有一些赞许之意的。1918年,早先对复辟态度暧昧的徐世昌当选大总统,孙中山对“非常国会”议员丁超五说:“我们要打倒徐世昌。”丁超五谨慎地回答:“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不应当说这个话。说了要招人之忌,遭到反击。”孙中山不以为然,反问说:“难道我们连说话的勇气全没了么?”丁超五后来颇为感慨地回忆,“先生被有些人讥诮为‘孙大炮’,其实,他是正气充沛,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由此看来,孙中山让人觉得是“车大炮”,主要还是因为他处事过于乐观,常常超出普通人的理解。

    1919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提到,“有一班人因为孙中山好发理想的大议论,送他一个诨名,叫做孙大炮。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在陈独秀看来,“大炮”代表的是一种理想主义。胡适所见略同,他曾在文章中说,“中山先生以三十年的学问,三十年的观察,作成种种建设的计划,提出来想实行,万不料他的同志党人,就首先反对。客气的人说他是‘理想家’,不客气的人嘲笑他是‘孙大炮’”。

    及至1925年孙中山去世,其生前争议逐渐消散。钱玄同即说,“十三年前称孙先生为‘孙汶’的,十年前散布‘《孙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称他为‘国贼孙文’的,半年前还是称他为‘孙大炮’的,‘近数月来’,都亲亲热热地叫起‘中山先生’来了,甚而至于叫起‘元勋’‘伟人’这一类的字样来了。”此后不仅不再有人称孙中山为“大炮”,甚至还有人开始为这个绰号辩护。1926年,张友渔发表《革命党与大炮》,疾呼“今日的中国,实嫌放大炮的人太少了。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都有许多洗不尽、扫不完的垃圾,非用大炮轰去不可,大炮之名,又何必避呢?”“故孙中山被称为大炮,适足见他的伟大,放冷箭的人们,可以休矣!”在这里,“孙大炮”简直是一种赞美了。

    其实孙中山本人对于“孙大炮”这个绰号,也是有几分欣赏在内的。有一次,他在演讲开始时,特意说:“广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孙大炮’,好吧,现在我就要开大炮了”。当时在场的林从郁回忆,孙中山演讲很巧妙,“不否认自己是‘大炮’,只用事实说明这‘大炮’是大帝国主义的。这就使听众心理上起了变化,觉得这样的‘大炮‘不仅不惹人憎厌,反而可爱;多一些,对国家民族有好处。”赢得一片掌声。1922年,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发表演说:“我现在决定处置的方法,下令要他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难以武力压服人。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开花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营陈家军变为泥粉。”

    有意思的是,“孙大炮”这个名号叫响以后,很多其他姓孙的人也被冠以此绰号,只是已偏离其本意。孙传芳因“喜露锋颖,凡事必耻居牛后”,故人称“孙大炮”;“烟火大王”孙绍昌在日军空袭蒙自时,冒险放炮报警,居民得以及时躲避,他自己则被炸伤,因此居民称他为“孙大炮”;上海大学教授孙大雨善于演说,有自负、固执等特点,被称为“孙大炮”;台北《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被称为“孙大炮”,因其出语惊人,“以痛快淋漓的口吻痛斥当时的文风”。

    孙中山为什么敢为修铁路“放大炮”

    在讨论了“孙大炮”的由来和意涵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绰号是否恰当。很显然,孙中山不是一个“口炮党”,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己放过的炮。自1894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开始,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前后发动了10次起义。1910年芝加哥华侨觉得推翻满清是不现实的,期望穿着从保皇党那里获得的官阶、官服,以后回乡光宗耀祖。谁知道没有两年,清廷就倒台了,“车大炮”成了真。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实现共和理想,在十几年间,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两次领导护法运动,三次在广东建立军政府。孙中山晚年心系的北伐,也在其去世后不久,获得成功,使中国统一在国民政府名下。在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中或有种种争议,但其为理想所做的种种努力,则是无法否认的。

    即使是常为人诟病的“铁路计划”,也不是孙中山毫无依据的信口许诺。早在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就已有关于铁路建设的建议,后来他流亡欧美各国,更加深了对铁路重要性的理解。1912年,孙中山按照约定,辞去临时大总统之位,对袁世凯说,请他“练成陆军一百万”,自己则“经营铁路延长二十万里”。随后,北洋政府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全权负责铁路建设。他当时对《民立报》记者说,“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路远近计之”,将修铁路视为国家富强的必须条件。

    关于铁路建设里程,孙中山主要有两个说法,一是1912-1913年间,他多次对外宣传的“二十万里”:“我十年之内必能为中国造二十万里铁道”“期限十年,壮二十万里之声势,活四百兆人民之命脉”。二是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修正后的数字,“若以此十万英里之铁路,在十年内建筑之,机关车与客货车之需要,必当大增”——— 孙中山设计的铁路合计7.6万英里,但因“多数干线当设双轨,故合数计划路线计之,至少当有10万英里”。

    不管是“二十万里”,还是“十万英里”,现在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毕竟1950年,全国铁路通车总里程尚只有约2 .22万公里;至2015年初,中国铁路总里程也才达到11.2万公里。孙中山错在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参照物——— 美国。孙中山履新后,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演讲时说,“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如美国现有铁道二十余万里,合诸中华里数,则有七十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随后几个月,他多次有“美国土地较小于吾国,铁路至八十万里”之类的发言,表示要努力使中国的铁路里程赶上美国。

    美国建设铁路的速度,称得上是一个“神话”。美国铁路自1830年建成首条后,就开始“野蛮生长”,尤其在1881年-1890年的10年中,每年平均修建铁路达1.1万公里,是世界上筑路最快、最多的国家(朱从兵《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孙中山依此判断,显然是忽略了中国和美国在地理环境上的巨大差别。

    孙中山终究是个实干家

    孙中山在修铁路这件事上,也没有停留于坐而论道。他在铁路督办任上,到京奉、津浦、胶济、正太等铁路视察;在上海组织全国铁路总公司、铁道专门学校和《铁路》杂志;请詹天佑设计铁路蓝图。他还和蔡锷交流过修建蒙藏铁路的计划,当时云南《振华日报》报道,孙中山“自任铁路总会总理以来,一切规划莫不精心筹维,日前有函致滇,调查滇省铁道,已办者若何?我办者若何?并函述一切规划情形”。

    1913年2月,孙中山和马君武、戴季陶等赴日本长崎、东京、大阪等地,在考察铁路、工厂的同时,和日本方面商谈兴办中日合资企业“中国兴业公司”,为中国修路筹款。谁知此时宋教仁突然遇刺,孙中山回国领导“二次革命”,修路计划宣告夭折。

    至于孙所设计的“铁道线路规划图”,倒确实存在着不少不专业的地方。端纳曾陪伴孙中山做过一次北方铁路考察之旅。他亲眼见到孙坐在列车里绘制线路图,“小小的铁路建设者坐在他的地图前,在一处标上一条新线,把这条线取直,又把那条线取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中,沉浸在那种使你脉搏跳动、血液沸腾的梦想中。最后所有的省会都被干线连起来了,所有专区城市都用小线连起来,在各个方向还有分支,就象大榕树一样,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制作”。

    端纳很质疑孙中山的做法,认为他画线时并没有考虑到悬崖或峡谷、山岭或冰川、森林或沙漠,河流或湖泊。但孙中山绘制的毕竟只是一张粗糙的示意图,而不是精确的线路施工图。对示意图里的“直线”,似不宜苛责过多。

    最后,关于孙中山究竟是不是“大炮”,我们不妨看一看胡适的说法:“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缘故。”这实在不失为一个客观评价。

    ◎ 杨津涛,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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