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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人性的最深处

郭国松“纪实小说”《太平洋大劫杀》出版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8月14日        版次:RB05    作者:黄茜

    南都讯 记者黄茜 发自北京 本月,记录“鲁荣渔2682号”惨案的非虚构文学《太平洋大劫杀》由东方出版社出版。8月5日,“非虚构写作的IP价值”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太平洋大劫杀》的作者郭国松,雪球财经C E O方三文,电影导演江小鱼,《看天下》总编辑李红平等共话非虚构文学在当下的力量与价值。有批评家认为,《太平洋大劫杀》是继美国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后,又一部深刻记录人性和人的命运的震撼人心的非虚构作品。

    实地调查采访

    郭国松在《南方周末》任职多年,是报道法律方面的记者。2013年,郭国松在《南方周末》的老同事方三文、李红平向他说起“鲁荣渔2682号”惨案,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自此,这项不同寻常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在郭国松的心里生根。

    郭国松给他的采访设定了两条线:一条是杀人案件,他将它称为对人性的“地狱式拷问”;一条是底层的命运,通过案件透视被裹挟入悲剧的底层家庭的悲欢。

    “鲁荣渔2682号”渔船上所有的船员都来自东三省和内蒙古。在两年多时间里,郭国松多次前往荣成市,奔波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出乎我的意料,除了船长李承权的家属外,所有被判死刑的船员家属都乐于接受采访。包括刘贵夺的家属,他父母对我特别客气。”

    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小镇库都尔,船员黄金波一家居住在20世纪50年代末搭建的棚户区内,全家靠每个月2000多元的收入为生。“黄金波出海时才19岁,也判了死刑。他父亲是林业工人,母亲没有工作,一直哭着说完了故事。”

    郭国松在《太平洋大劫杀》后记里写道:“在这场骇人听闻的悲剧的背后,掩藏着被人们忽视的底层人的命运。”

    专业的非虚构写作

    “在中国的新闻界,以18万字的篇幅,完全按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从事扩大化的特稿写作的非虚构作品,还是前所未有的。我认为郭国松的《太平洋大劫杀》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李红平说。

    腾讯网副总编辑杨瑞春认为,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并未衰落,而是在逐渐受到认可。至于非虚构文学是否适合向影视剧实现IP转换,中南影业C E O刘春表示,片方“并不看重IP,而是看重故事核心”。杨瑞春指出,“非虚构写作最终能够触及到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本质,挖掘人性的最深处,使我们产生共鸣。这是好故事的核心,也是进行IP转换的核心”。

    专访

    南都:你觉得成书的非虚构文学和您以前撰写的新闻特稿有什么不同?

    郭国松:媒体特稿的概念是个舶来品。“普利策新闻奖”里专设了特稿奖,他们对特稿奖的定义很简单:“高度的文学性和故事性”。这句话把它拆开来理解,就是用优美的文笔来讲述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特稿跟调查性报道不同,后者要的就是客观事实。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对于调查性报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不得加入任何个人感情,比如记者的感情和媒体的情绪,甚至连形容词都要排斥,因为形容词带有主观性。所以很多时候,调查性报道的稿子写出来并不好看,没有文采,它只是用绝对的事实来说话。相比之下,特稿就要灵活得多。它和调查性报道都属于非虚构,但它的写作手法很宽泛,可以借鉴所有的文学技巧。特稿可以用小说的手段去写。西方特稿的作者很多不是报社的记者,而是专栏作家。这些专栏作家本身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文笔很优美,所以他们写出来的特稿,看起来就跟小说一样文采飞扬。

    美国文学界把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定位为“纪实小说”。纪实是非虚构的,小说又是虚构体裁,其实《冷血》是用了小说的手法来写一个真实的故事。既然是小说,它就跟调查性报道不同,跟特稿也不同,因为特稿的篇幅很小。《太平洋大劫杀》笼统地说是“非虚构作品”,其实毫不含糊地讲,它就是一部纪实小说。它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它针对的是“鲁荣渔2682号”上发生的案件,所有的事实都有出处。但它又用了小说的手法,有些地方并不追求绝对真实。在环境描写上,在人物的某些特定情况下的心理描写上,是展开了克制的“合理想象”的。比如一个人坐在那里,把腿跷起来,吸了一口烟。这样的情节不影响事实,但读者读起来会觉得有味道。它把人的行为描述得活灵活现,同时环境描写也是为了衬托故事的发展。

    南都:你在调查、写作的过程里有没有碰到过困难?

    郭国松:之所以花了三年的时间,正是因为遇到很多困难。我非常希望借鉴杜鲁门·卡波特写作《冷血》的手法。我给这本书定下了两条线,一条主线,即这艘船上发生的过程。主线在《太平洋大劫杀》里表现得非常详尽。另外一条副线,我想关注人的命运。渔船上的33个人,包括最后被判刑的11个人,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人,大部分在社会底层艰难地挣扎求生。即便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打开他的内心,你会发现那里依然有一个世界,他有他的理想,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这条副线我开始制定了非常庞大的计划。我希望采访到所有33个船员的家人,采访到他们的朋友、亲戚,有主角,有配角,有的人有故事,有的人没故事。至少我要把主要的人物的故事讲得更透彻。一个人就是一群人的缩影。

    比如刘贵夺这样的一号人物。刘贵夺其实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又矮,又黑,又瘦,优柔寡断。但是这个人在船上,居然所有人都“服”他。我觉得很遗憾,对刘贵夺故事的挖掘是非常不够的。他的家在东北,初春的时候非常冷,我千辛万苦跑去,但只停留了几个小时,采访了他的父母亲。我本来希望采访到更多的人,还原刘贵夺这个人物。我去采访的时候带着大旅行箱,箱子里还放着一只羽绒睡袋,准备每到一个地方就在当地住几天。但是很遗憾,去了以后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停留的时间比较短。即便如此,从父母从对儿子的描述,加上他在船上的行为,基本上能勾勒出这样一个人。

    我检讨我自己,我确实缺少杜鲁门·卡波特的耐心,花六年的时间把人物故事一个个讲清楚。整个这本书,在这群人的命运这条线上,我写得还是不够的。我觉得一个采访者,一个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就得在当地待个十天半月,就是要有这样的精神。不过《太平洋大劫杀》对案件的还原是足够的,它引发人们的思考也是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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