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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我想建构一种小说之外的叙事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8月14日        版次:RB07    作者:黄茜

    梁鸿

    学者、作家。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曾出版非虚构纪实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引发巨大反响。她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著有《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等。

    “与大地相关的生活如何成为不可能?‘乡愁’如何成为这一时代最匮乏的精神、品质和情感?”学者、作家梁鸿在新著《作为方法的“乡愁”:〈受活〉与中国想象》中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是继《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和《“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之后,梁鸿出版的第三部文学研究专著。该书以阎连科2003年出版的小说《受活》为审视对象,通过对语言起源和词语意义的追根溯源,洞悉文学的叙事秘密,并从文化史、思想史乃至社会史三个向度做细密的考察。

    “如果我没有在博士期间研究河南文学,就没有《作为方法的‘乡愁’》。”梁鸿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对文学的地域性研究,为梁鸿开辟了一条与土地,与自己的过去相连接的通道,同时也打开了一个独异的话语空间。她的文学批评、非虚构及虚构文学的写作,皆是这片空间里长出的秀劲果实,既灌溉“乡愁”,又充盈着人文学者的锐利反思。

    如果《受活》是一场描写底层生活的语言狂欢,《作为方法的“乡愁”》则是一个放松的、诗性的、构思精巧的批评文本。全书仿照小说的五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局)划分章节。梁鸿笑着告诉南都记者:“写这本书我有一个特别大的野心。”她想建构一种小说之外的叙事,一种关于文学批评的叙事。“它是纯粹的文学批评,但同时又是文学的文本。”梁鸿在学者和作家两个身份里腾挪置换,她用书写证明,批评是一种创造性的劳作,对一部文学作品最好的阐释是另一部文学作品。

    “乡愁”作为思维的批判点

    南都:在批评话语里,“乡愁”是个很独特的概念。请讲讲你对“乡愁”的定义。

    梁鸿: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对“乡愁”这个词我是比较排斥的。因为大家说得太多了,也太情绪化。我想强调“乡愁”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而不是一种本源的情绪的意义。因为作为情绪,它太感性了。如果只是个人的思乡,不管这个“乡”是村庄,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你都会思念你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但若把它作为一个有特殊指向的乡愁,在现代的语境下,作为一种传统的,一种乡土的回忆,作为类似保守主义的“回归”的时候,我觉得要特别谨慎。

    南都:那么“乡愁”作为一种方法论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梁鸿:我这本书最开始第一篇特别论述了“作为方法的乡愁”。它是一个跟现代性之间保持张力的存在。除去一般意义的个体思念,我更多谈的是跟现代性相对应的乡愁,包括政治话语里的乡愁。我想,如果我们把乡愁作为思维的一个批判点,它是可以作为被合理使用的词语的。它可以跟现代性形成对照,而非一味地批判现代性,它可以和现代文明形成对照,但也不是一味地批判现代文明。它只是思维的张力和拉扯。它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的现代性发展中所忽略的一些东西。

    南都:我们读到的乡土文学是否可以算作“乡愁”的载体?

    梁鸿:不能这样简单地说。有些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是有“乡愁”的意识的。但是有的作家只是把他的故乡作为写作的素材而已,并没有所谓的“乡愁”在里边。“乡愁”可能是大的覆盖式的情感,但很多作家是要摒弃这种情感的,他要“去乡愁化”。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题目叫《“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谈的就是李洱这样的“去乡愁化”的写作。他对乡村不再温情脉脉,他扒去了我们覆盖在乡村上的温情的、田园的、本源的外衣,裸露出一个丑陋的、现实的乡村。这是直接进入内部的一种抒情。李洱是“去乡愁化”的非常典型的作家。

    关于文学批评的叙事

    南都:《作为“方法”的乡愁》为什么选择小说《受活》为阐释对象?

    梁鸿:首先是我对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比较熟悉。我在读博士期间和阎连科有个对话,叫《巫婆的红筷子》。从那时候起,他的作品我都有密切地跟进。后来,当我想要选一个长篇写博士后论文的时候,很自然地想到要选他的某部小说。

    《受活》是一个非常值得分析的文本,比如它的方言,它的结构的独异性,包括它的所谓乌托邦的建构和破灭,当然里面也包含了它对现代的经济思维的批判,有很多可以论述的方面。比如我的开篇写作为语文学的文学批评,我想从词语来进入《受活》的文本。因为《受活》里有很多词语是值得分析的,它们在中国传统生活中不断闪现,同时也在当代生活中不断闪现。这些词语具有可分析性,有人文性,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都能在里面呈现出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文本,跟我想切入的点也是相契合的。

    南都:你当时跟阎连科交流多吗?

    梁鸿: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反而没有任何交流,就是自己在写。写这本书我有一个非常大的野心,我想建构一个小说之外的小说。我用的是小说的基本方法来写的,我设的章节分别为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最后是方法。这是我特别大的野心,它是根据小说的五要素来做分析的,我想建构一种小说之外的叙事,关于文学批评的叙事。它是纯粹的文学批评,但同时它又是文学的文本。

    南都:写这本书之前是不是下了很多文献功夫呢?

    梁鸿:参考了非常多的书。也是希望有一个大的理论建构。其实那一年非常辛苦,因为我同时在写梁庄。

    但那段时间对我的思想影响非常大。我对一个作家的语言使用,也对自己的语言使用突然间有某种警醒。我们所说的语言并不简单,它们背后包含了很多内容,只不过我们在日常使用时把它去除了。当你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里面复杂的意味,但你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从语言的角度,希望能够重新把一个文本里所包含的秘密信息发掘出来。

    比如说,我在第一章《时间》里分析“六月飞雪”,这其实也是时间的一个延伸,《受活》的第一章写的就是“六月飞雪”。我当时还买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来读,对“六月飞雪”的传说脉络也有基本的了解。我们说起“六月飞雪”好像很简单,其实它包含着我们这个民族发展里一个大的象征。当我们说到“六月飞雪”,其实我们是知道这些信息的,但又在某种意义上把它忽略了。我想把词语内部所包含的漫长的历史密码和文化密码重新发掘出来。

    南都:你在写《作为方法的“乡愁”》时是带着自己的问题进入文本的?

    梁鸿:文学批评首先肯定要有问题意识。顺着这个问题,你才能追根溯源。绪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回到语文学”,这是我整个论述的起点。回到语文学,就是回到词语背后的信息,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联系。由此我们知道,这些词语本身就包含了我们古老的文化密码。比如“跪”,《受活》里的跪是非常多的。而在中国古代,我也找了《说文解字》,它是对祖先的祭拜。后来慢慢地演变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再慢慢演变为农民的“跪”。在这个过程里,它的意义实际上在不断地转移和缩小。这里面恰恰也包含了一种我们当代社会里对农民的一种定位。因为许多人今天提到“跪”,直接联想可能是农民下跪。

    南都:比如农民工讨薪。

    梁鸿:对。或者是农民感恩下跪。或者农民有了冤情下跪。这种意义的转移是非常值得探究的。

    南都:你把《受活》比作拉伯雷的《巨人传》式的文本,具有怪诞、扭曲、民间狂欢的特征,它在当代文学里是否算作特例?

    梁鸿:在阎连科的写作里,可能有一种隐喻,用一种狂欢的方式,来对社会的急速发展进行象征性的书写。所以我在书里谈到《受活》和巴赫金的狂欢的关系,包括肉体的狂欢,既是一种写作方法,同时也是阎连科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认知。“绝术团”这样的组织,其实是把身体展览给所谓的“上流社会”看,以此获取金钱。这本身就是极其畸形的发展。

    《巨人传》是人类文明童年时期的写作,带有巨大的童真,无所顾忌的狂欢和奔放的想象力。今天的作家很难再写这样的东西了,再写出来可能也不会被喜欢。阎连科做了一种变形,虽然也有狂欢,但是包得更紧,没有像《巨人传》那样无所顾忌的、赤裸裸的天真和想象。

    以充满趣味的眼光打量虚构人物

    南都:去年年底你出版了一部虚构文学作品《神圣家族》。为什么在写了这么久文学批评和非虚构之后,又开始从事虚构文学的创作?

    梁鸿:我有这样一个愿望,梁庄写完我想写一个新的小的东西。梁庄是一个特别具有整体性的文本。下一部我就想写一个个人。怎么来写呢?我把村庄的背景打碎,故事自然而然有些虚构,更飞扬一些。作家的写作没有什么界限。当然不是说每个批评家都会这样来做,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不一定会写得非常好,也不一定非常成功,你就是有这个愿望去写。

    南都:你觉得和非虚构的不容置疑的真实性相比,虚构文学的力量何在?

    梁鸿:非虚构和虚构都很有力量。非虚构可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沉甸甸的,每个人都活在你心里,它是真实的音容笑貌,特别沉。虚构的人物是以飞扬的形象出现的,它带有调皮,带有某些幽默,甚至是黑色幽默,即使忧伤它也是遥远的。但是你不能说后者没有力量,我是以充满趣味的眼光打量这些虚构人物。

    南都:吊诡的是,描写乡村的文学其读者可能都是知识分子或者城市里的人,真正的农民读的却很少。

    梁鸿:因为农民是没有掌握话语权的,阅读能力也相对差一些。但作家依然还得写,因为你让那些不是农民的人看到,他可能才会去关心身边的人。它不是吊诡,而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阶层的差别或者社会问题的反映。经常有人说,你不是农民,你凭什么讲农民?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为农民“代言”是必然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去“代言”?怎么样尽可能接近他们的生活和情感?这才是作家、学者所要考虑的事。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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