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合约视角看中美竞争的本质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8月14日        版次:RB12    作者:陈建利

    □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

    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全球第二,整个西方世界深受震撼,但也充满困惑。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在工业化时代的再次崛起。工业化肇始于英国,自18世纪中叶以来,自欧洲蔓延到美国再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历过三轮扩张,但波及的国家人口规模最多是亿级。中国占全球人口1/5,是首个10亿级别人口国家工业化的成功,给人类带来的冲击史无前例,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

    伴随着崛起的过程,在全球的商品、服务、货币以及公共治理的合约供应等方面,中国与全球头号大国美国的竞争性一面开始上升。美国也在2009年高调宣布“重返亚太”,以应对全球的经济重心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受地缘政治思维影响,美国也不讳言遏制中国的崛起。如何看待中美间的竞争关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能否取代美国头号大国的位置,也渐成两国智库热议的焦点。

    两国确有诸多可比较之处,一处东北亚一侧,是儒家文化的发扬地,一处北美中部,“东西有两洋,南北无强邻”,是联邦共和制最成功的国家。单就资源而论,美国要优于中国。两国国土面积相当,但可用土地中国仅占国土面积的29%,美国则是58%,恰好是中国的两倍,而美国的人口约是中国的2/9.美国的水资源特别丰厚,超出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美国水利条件也远超中国,四大水系纵横交错,降雨量相对均匀,且地势平缓,在1825年就实现了主要河流的运河化,这对于发展经济极其有利。而中国则是西高东低,河流几乎都是东西走向,降雨量比较集中在每年的7、8月份,水多时造成洪涝,水少的年份又造成旱灾,旱涝交替。而以地下的“宝物”论,中国是地大物不“博”,除了能挖出来不少“破铜烂瓷”外,能源矿产储量也远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

    但从经济增长的视角看,人口、资源和区位优势等,仅仅是产出要素,决定一国财富总量和竞争力高低的关键变量是制度,是把这些要素组合产出的合约知识。更进一步看,其实是由该国民众所拥有的器物和制度的知识决定的。在经贸早已跨出国界和分工在全球展开的今天,一国可以没有多少资源,但只要拥有产出知识,在市价的指引下,全世界的资源都可以供其调配使用。以色列、日本这些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能成为强国,受世人尊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改革开放前后30年,因制度变革带来民众生活的天差地别,也是生动的例证。

    因此,比较中美两国未来谁会在竞争中胜出,关键是看决定两国产出的制度合约,以及这制度合约是否稳定。制度是协调个体做选择的通用条款,影响个体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它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降低个体订约时的成本,从而创造财富,增进整体社会的福利。把国家视为一个大型的从事生产的“公司”(公司的本质是各参与要素订立的一份产出“合约”),是一种深刻的洞见。这一视角源自列宁,并被科斯和张五常从交易费用视角予以深化。从公司的合约视角看国家,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越低的国家,产出效率越高,最终会在竞争中胜出。

    知识更新的不同途径

    中国为何在短短30年间就迅速崛起,创造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也要从合约视角看,才能更清楚。

    毫无疑问,在农耕时代,中国独步全球,由于拥有了一套精耕细作和等级制的知识,中国作为全球的经济中心,持续了一千多年。经济史学家一般同意,到18世纪末的乾隆后期,中国的G D P总量仍是全球的1/3强。当欧洲还处在“以战定争”的类部落时代,中国在秦汉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行郡县制,并以儒家伦理协助降低等级制运作的成本。无论是器物生产还是制度运作的知识,皆全球领先。至唐已是全球的经济中心。各国“遣唐使”实际上是主动来华学习器物和制度的知识。

    到18世纪中叶,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和工业化力量结合,造就了西方(欧洲)的崛起,表现就是“船坚炮利”,大英帝国的舰艇在全球游弋,伦敦成全球经济中心。(加工制造业)新知识的出现,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农耕知识的急剧贬值。这一“贬值”是以清帝国对英法战争失败并最终解体的方式呈现的。“天朝上国”的竞争失败促使自林则徐、魏源始的知识精英开始反思,从习器物到习制度到习文化,不断自我怀疑。一个古老大帝国的转身不可能很快。30年的“同光中兴”,中国开始缓慢地学习西方的工业知识。1894年的甲午海战是个转折点,偏居海角一隅小小的日本竟然打败了宗主国,使得康有为那代知识精英误认为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而转学日本的君主立宪。岂不知日本的明治维新恰与英国倒过来,是以立宪行集权,而非分权之实。

    清帝国解体后,军阀混战了16年。1927年,蒋介石以利诱和分化的方式实现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在内外纷乱的局面下,工业化仍飞速发展,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10%左右,但之后的进程不幸被日本入侵打断。1949年,中国再次实现统一,此后学苏联,以“计划、公有”式“赶超战略”,想快速实现民富国强,但无奈整张制度合约带来的结果是锅“大锅饭”,租耗高上天。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逼出来的。

    中国在工业化时代再次崛起,本质上是民众要完成一次整体的知识更新,由精耕细作的知识转向加工制造。邓小平以特有的经济直觉,在方法论上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成本极低的知识更新途径。首先他抛弃了过去的成见,重回实践理性,以效果来度量政策;其次是要完成举国的知识更新,没有人具备这方面的知识,知道答案。邓小平给出的方法就是大胆地“试”。三是全局性试验若失败,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采用的是“画圈”(建立特区)的办法,局部试验,败了关,成功了再推广。在此方法论的指引下,中国通过“合资”办厂的方式,大规模地引入西方的加工制造知识。

    与日韩等先派人到欧美学习,再回国建立生产线,缓慢地完成知识更新的工业化路径不同,中国是直接引入工厂,让农民工在“干中学”,近乎零成本地更新了知识结构。大规模的引入工厂,不仅比派人出去学带来的知识流量大,更重要的是伴随工厂进入的,是从生产、销售、广告、管理到品牌运作等一整套的细节知识。中国通过建立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再次第开放内陆的办法,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之下,竞相引入的不仅包括港台、新加坡还包括日韩、欧美等国的制造业的知识。中国人学成后再集成创新,结果不仅在短短30年内赶上了,还在一些领域很快超越了“师傅”。

    中国特有的“增值税”分成合约

    从合约的视角进一步细看,中国在1994年之后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制度,即是增值税分成下的“县际竞争制度”。1994年之前经济的增长是逐步以“市价”准则取代了原来计划体制下“城乡分割”和“行政等级”的准则,租耗大降的结果。而分税制改革之后,虽仍是中央集权,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以增值税分成合约取代了包税制下的固定租金合约。在中国,如何处置土地的产权界定在县级政府手中。县级政府则以不同质量的土地做要素投入,竞相引资,并以地价(有时甚至是负的,政府自己出资铺管线,修道路,还在厂房建设、水电气费上帮补减免)、税收优惠、协作招工等方式调整、拉平边际,参与产出。

    虽名为“税”,但县级政府获得的增值税分成收入其实是“租”。这“租”是土地的收入也是成本,市价星光灿烂,边际变动清晰,比其他国家以“抽税”的方式更能有效配置资源,降低租耗。全国近3000个县,类似一个个产权清晰的公司,参与产出竞争。而长三角地区凭借土地使用规划及规模上的弹性,后来居上,迅速超越珠三角。

    如此,参与产出的各方都被织入一张合约中,实现了激励相容。中央和地方政府有税(租)收,公司有钱赚,进城农民有工做,土地升值,产品质量也快速提升,在全球的竞争力无与伦比。政府集中处理的恰是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的规划、平整、拆迁、补偿等交易费用较高,市场不易处理的领域。这张合约是层层织入,对任何一方的损害都会带来整体收入的下降,会遭来其他方的反对,不易被击破。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演化中也与经济制度相配合,这里主要是指对地方官员升迁和考核的指标是G D P增长和治下民众生活的改善。G D P的度量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简单明了,也不易失真,目前看,是局限下成本最低的考核指标。中国地方官员的升迁虽不似西方单次性的选票,但激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官员要从基层上升为中央委员,非有数十年的基层治理历练与激烈的选拔竞争不可。这种政绩为主的选官准则,恰与中国独特的县际竞争制度相得益彰。

    美国何以从独步天下走向衰落

    美国在整个20世纪独步天下,成为全球头号强国的秘密,与中国在农耕时代一样,就是它是全球新知识生产的中心。自第二次英美战争后启动工业化到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越英国。美联储1913年成立时,实际上已经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央行”了。但美国真正取代英国,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中心还是受益于欧洲的一战、二战及其间的“排犹主义”。欧洲秩序动荡,导致成批知识精英涌向美国,全球的知识在美国汇集。加之美国有一套富翁捐助的高效的私立大学体制,和以硅谷和华尔街为代表的企业投资体系,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整个20世纪后半叶,全球重大的发明和技术应用上的突破几乎皆源自美国。

    同时,二战时不仅作为盟国领袖打败轴心国,战后抑制苏联计划体制的扩张,更重要的是,美国又找到了一系列新的涉及全球公共治理的制度合约,这些合约包括“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大幅度降低了全球贸易中的关税和汇率波动,进而增进了全球的财富总量,从而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也就是说,无论在器物还是在制度上,美国在整个20世纪都远远领先,成为全球头号强国,自是情理之中。但美国地位近年来开始下滑,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国的一人一票制损害或扭曲了国内经济运行的“市价准则”,进而伤害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二是在全球公共治理上,不仅再也提不出新的制度合约,反而在苏东解体后开始傲慢自大。其中,以1992年福山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为典型标志,美国的精英层认为其民主模式将一统天下,而开始在全球横加推广。尤其在中东地区的事务处理上,以军事行动横加干预,屡屡犯错,而至成本飙升,无端损耗美国国力。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联邦共和制,在经济领域遵从自由市场理念,奉行的竞争(也是资源配置)准则与当前的中国一样,是“市价准则”,即一项商品或服务,谁出价高谁享有(供给则是成本低者胜)。但这一“市价准则”在美国近年受到了损害和扭曲,尤其是与美国自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后,选举权扩展至一人一票的政治制度不兼容。这一“不兼容”的表现就是近年来美国财政赤字的飙升和社会福利的扩大(虽然相比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美国的社会福利算低的),从而大大损害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奥巴马任内不顾效率和成本,为迎合底层民众执意推广的“全民医保”即是明证。

    市价准则与一人一票制不兼容,原因在于一个社会无论多富有,相对意义上的“穷人”一定占多数,而人的本性是免费午餐越多越好,一人一票制下,穷人的收入不能满足的生活水平,会被政客鼓动通过选票来实现,选举会渐变为福利上不断加码的许诺游戏。但福利支出从何来?只有通过在边际税率上多征富人的税来实现。结果演变成整个政府财政和支出的“大锅饭”,又由于向穷人派发福利,导致其收入与产出的边际贡献出现了大的偏离,进而一定会带来资源错配和定价机制的扭曲,从而养懒人,也打击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得本应产生的财富凭空消失。长此以往坐吃山空,无论之前累积的财富多浑厚,衰落势成必然。

    正是这种政治与经济主要合约条款的不兼容,造成了今日美日欧的衰落。蛮横干涉他国带来的成本骤升好处理,退出就是了。奥巴马任内无论如何要由中东抽身,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兵,以及最近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声称要盟友多支付保护费用,甚至要重回华盛顿的“孤立主义”,其实都是国力不支下理性的“止血”选择。但政经合约的不兼容却很难改,尤其是一人一票已经被神圣“教条化”了,而美国的精英层还没有认识到这恰是问题所在。

    中美国力消长的启示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经过自身在局限条件下的摸索试错,中国找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的合约:增值税下的县际竞争制度。该合约把各利益方捆绑在一起,对经济增长有奇效。而美国则随着一人一票制的实行,政经制度的内在不兼容日益突显,两张不同的合约带来的结果就是两国国力呈一升一降之势。这给未来中美两国间的竞争带来了诸多启示。

    一是中国要好好总结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最好是把过去形成的独特的政经合约写入宪法,立未来繁荣稳定之根。

    二是要防止社会福利对市价准则的扭曲,进而扼杀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增长。政府固然拥有一定的社会救助功能,但中国人多地少,地下宝藏也少,根本不具备大派福利的可能。唯有利用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才能繁荣富强。中国虽无欧美政治制度下迎合选票,派发福利的压力,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要求政府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在社保福利供给上“均富”的民粹压力也不小。中国始终要坚持的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只有财富总量做大,最终相对意义上的“穷人”能享有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才会真正提升。未富先骄,乱派福利,是中华复兴的大敌。

    三是中国要学习美国在治理全球上的成功经验,而避免重蹈美国空耗国力的覆辙。事实表明,航母的横冲直撞并非美国强大的标志,也没有为美国赢得尊重。真正为美国赢得声誉的是战后为全球提供的新的制度合约品种。中国近年力推的“一路一带”和“亚投行”,实际上就是类似的合约。它把中国过去20年大规模基建中形成的制度合约知识,推广复制到相邻的亚欧各国,目的在改善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互联互通,降低人与货的通达时间,造福民众。像这种能实现多赢的新制度合约,中国要努力多找出几个来。届时,美国再想怎么遏制中国的影响力,都遏制不住。而若中美两国能摆脱地缘政治“你多我少”的零和博弈思维,在提供此类新制度品种上你追我赶,展开影响力的竞争,则会是整个地球的福音。

    四是人类目前正处在智物时代的前夜,中国要想实现伟大复兴,就要努力再次成为新知识生产的中心。要达此目标,就必须重点改革当前的大学和股市,不但要在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上领先,也要能把民间累积的消费剩余转化为能持续提供收入流的企业资产。

手机看报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