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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与康有为有过朝堂辩论吗?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8月14日        版次:RB08    作者:王绍贝

    《荣禄与晚清政局》,马忠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版,65 .00元。

    王绍贝 自由撰稿人,汕头

    荣禄是近代史上发挥过显著作用的清朝重臣,从甲午战争后到庚子事件前后,他主导编练新军,统带武卫军,以大学士管理部务,位居首席军机大臣,权倾一时,他参与了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事变等晚清重大政治事件。但对比李鸿章、康有为这样被历史学家聚光灯般研究过的历史人物,荣禄却是个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人物,关于他在历史上的作为,专门的研究极少。马忠文先生的新著《荣禄与晚清政局》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他力争在最大程度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荣禄与晚清政治之间的关系和相关历史事件进行严谨细致的梳理。

    荣禄在近代史上一直被视为慈禧太后反动派的爪牙,他的反动形象与康有为维新派的恶意宣传有密切的关系。晚清野史中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关于荣禄与康有为冲突的故事,具体版本大同小异,根据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大意是康有为被光绪帝召见,在朝房候见的时候,两个人发生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荣禄问康有为:以子之槃槃大才,有什么办法补救甲午后的朝局?康有为说,只有变法。荣禄说:知道应该变法,但一二百年的成法,能一下子改变吗?康有为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个令人震惊的情节和康有为的最后一句话也被电视剧《走向共和》所采纳,但这个故事符不符合历史真实呢?

    据马忠文考证,历史上康有为与荣禄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胶州湾事件后(光绪24年正月初三),经张荫桓策划,康被约到总理衙门西花厅谈话。在康有为晚年自编的年谱《我史》(由此书名可见康有为的自恋和自大狂态)中记载,康还没有开始介绍自己的主张和见解,荣禄就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阐述了自己变法的主张,但康并没有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样的话。然而《我史》毕竟记录了荣禄对康有为的“训斥”,只是这在其他人的日记和回忆录中并没有可以参证的地方。翁同龢这天的日记记载:“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并未有荣禄驳康有为的情节。张荫桓的日记写道:“约康长素来见。合肥、常熟、仲山见之,余与荣相续出,晤长素高论。荣相先散,余回西堂料理问答。”同样未言及康、荣二人有过争论。

    荣禄与康有为的第二次见面是在戊戌年四月二十五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张元济等人,同一天恰好是荣禄任直隶总督进宫谢恩,也召见了荣禄。这也是康有为一生中唯一一次与光绪帝的会面,茅海建先生的《康有为〈我史〉鉴注》的分析,康有为的《我史》有诸多不实之处,譬如光绪帝其实只召见了康有为一次,时间约一刻钟(15分钟),但在康有为的笔下就变成了十几刻钟(三个小时以上)!再参照与康有为同日被光绪帝召见的张元济的《戊戌政变的回忆》,当日“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也没有关于荣禄与康有为当堂辩论的事件。马忠文先生由此推断,二人交锋的可能性很小,荣禄身居大学士,二人地位差距很大,与司官当堂辩论不大符合当时官场的习惯,如果真有辩论,同时在场的人物也不可能只字不提。据茅海建推测,署名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应是与康、梁有关系的四川举人所写,许多地方与康、梁之说吻合。

    尽管荣禄与康有为应该没有过朝堂辩论,但荣禄确实从戊戌变法一开始就疏远和敌视康有为,马忠文推测他对康有为没有好感,可能与许应骙的影响有关,许是粤籍官员,与康有为可算同乡,对康有为通过同乡张荫桓在总署上书的活动完全知晓,并持反对态度。康有为甚至通过宋伯鲁等人攻击许守旧,招致许被光绪帝痛斥。

    然而荣禄并非顽固派,与“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李鸿章语)不同,他在甲午战败后主持军务督办处,负责改革军队,大力支持袁世凯编练新军,发展兵工厂、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努力继续李鸿章下台而夭折的洋务运动。陈寅恪曾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同样主张变法,荣禄属于务实的洋务派,而康有为、梁启超则是擅长舆论宣传的空想派。康、梁为了在海外争取华侨募捐资金,通过新兴的报纸媒体,打造自己是变法英雄的形象,并通过伪造的光绪帝“衣带诏”等手段,肆意抹黑慈禧和荣禄等清朝当权者,康、梁的许多不实之说已被今天诸多戊戌变法史的专家所澄清。荣禄在戊戌政变后积极调和两宫(慈禧与光绪,后党与帝党),极力保护光绪帝,避免事态恶化,庇护新政官员,并继续维护和推动某些新政(保存京师大学堂),当时得到很多积极的评价,荣禄作为晚清一个复杂的,有功有过的历史人物,他的作为不应被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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