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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译本出版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7月31日        版次:RB05    作者:朱蓉婷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2013年,由北美汉学界合力完成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由三联书店引进出版,它以西方学者视角颠覆传统文学史研究方式和“文学文化史”的写法,曾引起国内文学界的一番讨论。近日,由著名汉学家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由新星出版社推出,这部先于《剑桥中国文学史》诞生的“奠基之作”,历时十年周折终翻译出版,两部在写法、视角和作者阵容方面都有些许联系的文学史著作,各有值得重视和借鉴之处。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面描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各类景象,以世界文明史、文学史为参照,年代跨度自远古迄当代,并首次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为主题划分篇章。每篇章内容以时间为序,独立成篇,其中涉及到的话题包括:相关作品的历史背景、流行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冲击、女性的角色、与少数民族文学语言的交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叙述对象还包括了中国港澳台地区作家、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

    主编梅维恒精通中文、日文、藏文和梵文,著述宏丰,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语言文学、中古史、敦煌学。突破界限是梅维恒主要的学术风格,这种风格不断从地理、范畴方面追问哪里是这些边界之所在。他的博大、奇妙的视野使得这部著作的格局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史著作。

    近日,该书译者之一、厦门大学教师张治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专访

    南都:不可避免地,人们会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相比较,那么你对这两种著作的异同优劣有什么看法?

    张治:这个问题,很多专家(包括两部文学史的主要编写者)都谈过一些意见了。我个人看,当然是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不足。从表面看,哥大本的文学史写法更带有书目文献总叙的痕迹,有点儿像书目提要,对每个文体、文类的源流和涉及的作品进行总结;而剑桥本的文学史,主要走的是赏析批评的路子,没有把试图涉猎和评价的对象铺得特别开,几位成名专家的研究心得也比较容易看得出来。但实际上读下来,剑桥本很多地方背后也是有文献学研究和判断的,他的意见不一定为我们认同,仍可成为一家之说;哥大本各章节编写者水平参差不齐,个别作者或许没看懂原书,我在翻译的时候挺替他们着急的。

    哥大本文学史所设计的框架结构,有更值得重视的借鉴之处,倒不是说它分文体的这四大类,而是最后两部分,一个谈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包括了修辞学、经学,以及文论、诗论与小说评点),一个谈民间文学和周边地区汉文学的,这两个部分放在文学史的视野和格局里,特别有意思。前一个等于是梳理中国文学内部有效的自我评价话语系统,后者则是从边缘的立场审视不断自我经典化的中国文学可能具有的活力和弹性。

    南都:两位主编梅维恒、宇文所安不同的学术背景,会不会也对两部文学史的格局有所影响?

    张治:两位主编的学术背景肯定影响了两部文学史的风格。这个话题别人说得比较多了。哥大本章节太多,作者太多,个别章节看起来还是有些不够分量,等于是未能充分贯彻梅维恒先生在格局上的构想。

    还有一点,哥大本虽然中译本出来得晚,但它是2001年问世的;剑桥本是2010年出版的。前者的部分作者,比如艾朗诺、李惠仪、伊维德,也参与了后者的写作。因此,这两部文学史或多或少也是有点儿关系的。

    南都:《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是依体裁(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分章的,顾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依体裁分,而《剑桥中国文学史》或其它许多文学史则是简单依时序的,这两种处理方式各有什么好处或不足?

    张治:哥大本除了文体分章,另外还有三个部分,除了我前面提过的最后两部分,它的第一部分题为“基础”,涉及了语言文字、宗教神话以及《十三经》,还讨论中国文学中的说教、幽默、超自然思想等等,这等于是总体定性地描述中国文学在千变万化中所依据的一些基本知识和信仰。其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它把《诗经》没有放在第二部分诗歌文体里进行讨论,而是置于这第一部分的“基础”之中,这意味着认同《诗经》作为教化中国文学的源头,而不仅是一个文体下的内容。因此哥大本的构架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依据时序,在每个部分之内、每个章节之内它还是按时序梳理下来的。而如果单看依据体裁分的四个部分,其实有些地方是会显得尴尬的。诗那部分里头一章就得先谈骚、赋、骈文;而散文部分里第二十八章,艾朗诺先生写“论说之文”,我们发现他又是将骈文列为prose下属门类的,那就不能用“散文”这个译法,而是以“文章”一词来翻译prose了。讲到小说,传奇又是骈体的,那么在这部分就不太涉及其文体上的特征,而变成主要谈小说情节和思想了。如果我没记错,顾彬先生那套文学史,是好多单册的丛书形式,单册规模的好处是可以完整进行界定和阐释,而且如有必要尽可以扩充自己的论列。但放在一部书里,这种文体意识需要能够发挥得特别精确才行。

    南都:翻译与中国相关的内容,一定涉及译名、引文的还原,你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具体的较难处理的例子?你认为此书翻译的难点在哪里?

    张治:此书从头到尾没使用汉字,只在书后的索引里面才有译名对照表。我在2009年、2010年暑假里受邀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那时剑桥本文学史还没问世)。先翻译的是全书最后三章,贝一明先生写的,关于越南、朝鲜和日本对于汉文学的接受,最难的是越南古典戏剧家有个人叫陶维慈(D aoD uyT u),英文误拼作D aoH uy T u,我无从查考,后来幸亏得到了上海师大朱旭强先生的指点。引文的还原,大多不太难,就是小说部分,白亚仁那章提到万历年间(1573-1620)湖北藏书家王兆云的一段话,我查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所影印的几部“王氏杂记”,均无此节文字,只好意译。如果有读者查考出来,万望不吝赐教。

    南都:你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哪些章节、作者是比较欣赏、推崇、希望读者优先阅读的?

    张治:得看是什么读者。对于一般读者,我想全书很多部分都很好看,因为往往有比较浅近详细的介绍,比如倪豪士写的唐传奇一章,有大量作品的内容概括。我觉得小说部分李惠仪和米列娜那两章值得中文系本科生认真读一下。对于像我一样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我认为假如不了解最后三章的内容,不妨由此来认识东亚的汉文学世界。此外,第七章论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谐智、第四十三章论传统文章修辞,也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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