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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然:从自我脱离去打量世界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7月31日        版次:RB06    作者:黄茜

    《茧》,张悦然著,人民文学出 版 社2 0 1 6年8月版,43 .00元。

    张悦然

    作家,生于1982年,出版小说有《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月圆之夜及其他》等,主编主题书《鲤》系列。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张悦然

    作家,生于1982年,出版小说有《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月圆之夜及其他》等,主编主题书《鲤》系列。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两个“八〇后”的年轻人,一个囚禁在祖父辈罪衍的阴影之下,想要逃出去;另一个渴望重返历史去触摸冰冷的父爱,想要冲进来。作家张悦然的最新长篇小说《茧》,以男女主人公在一个弥漫死亡气息的雪夜里的对话建构全篇,抽丝剥茧地讲述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死人塔”里的一桩“敲钉入脑”的罪案,以及医科大学南院程、李两家三代人的爱恨纠葛史。

    旧罪投下长长的阴影。在小说《茧》里,张悦然塑造了一个可怖的“族长”式人物:李佳栖的爷爷、罪案的“可能”凶手、医科大学院士李冀生。张悦然意图探讨我们与父辈的关系,我们如何不自觉地复制着他们的偏执、自私和激情:李冀生的精英主义和冷酷专断,传给了他的儿子和孙辈,而李冀生所笃定的“一些生命高于另一些生命”,也吊诡地从施暴者转嫁给了受害者。

    就像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俄罗斯套娃,“当俄罗斯套娃一个个摆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小的不就是按照大的模子做的吗?我们好像沿着前人的路在走,活在他们的阴影里。”张悦然说。

    与此前冷艳到极致的青春文学相比,《茧》在义无反顾地挖掘历史的同时,文字里多了一重人情的温暖。“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后都会变得狠不起来。”张悦然向南都记者表示。

    《茧》于2 0 1 6年初在《收获》杂志上连载,刊出后即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热情关注。近日,《茧》的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批评家张莉认为,“小说对历史的贴近与同情的理解态度使人意识到,张悦然创作的某个节点已经到来”。

    我们与父辈、祖父辈的关系

    南都:写作《茧》这部长篇小说的动因是什么?从构思到成稿经历了多长时间?

    张悦然:动因说起来很有意思。我父亲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大学生,他也是个文学青年,因为读的是中文系,也很想写小说。1978年的时候,他写了篇小说投稿到上海的一个文学杂志。小说的名字叫《钉子》,写的是小时候在医科大学家属院里,隔壁楼的医生被另外一个人往脑子里摁了一颗钉子的故事。他是以青少年的视角写的。当时我父亲收到了杂志的录用信,他很高兴,还跟他的女朋友(我妈妈)庆祝了一下。可后来他又收到一封信,编辑告诉他,领导觉得小说的调子太灰了,暂时没法发。就这样退稿了。后来我爸爸还写过几个小说,据他自己说调子都很灰,反正都没有发表出来过。

    他第一次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还很小。我估计我也没记住什么,只是觉得这颗钉子很恐怖。等到我写小说以后,我父亲又讲起这个故事,告诉我他当年也是写过小说的。渐渐的,这个故事好像从父亲那里传递到了我这里。我一开始想问我爸爸一些内容,但我发现,他实际记得的已经很少了。这跟他已经写过一遍小说有关系,在他头脑里这件事已经融化成他虚构的内容。所以我回到故事发生的医院做了一些采访调查,了解当时那个植物人的情况。这个植物人一直在医院里躺到死。我出生的时候他还活着,我出生那个医院就是植物人一直躺着的医院。这其实只是小说的开端。在真实的事件里,我并不知道第三代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并不知道这个植物人到底有没有一个孙子,这个孙子是以什么样的形态活着。我给自己虚构的自由,没有去做更多的调查。我就带着这个故事的开头上路了,一点点地探索,写了很多年。

    南都:《茧》通过一桩罪案串起两个家族、三代人的恩怨纠葛。你为什么选取这么一个相对沉重的题材?

    张悦然:可能也跟这些年的成长有关系吧。慢慢到了一个年龄,会考虑我们和我们的父辈、祖父辈之间的关系,你会感觉到有一些无形的牵绊,一些好的和不好的东西都在影响着我们这代人。我很想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茧》一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要写怎样一个故事。我好像是带着这个命题,背包上路。自己慢慢地去探索,线路才清晰起来。写这部小说也是我自己思考的一个过程。

    南都:作为“八〇后”的作家,你对过往历史的认识从哪里来?你怎么确保这样一个时代在虚构的小说里的真实性?

    张悦然:一个作家不可能只写自己经历过的事。经验是有边界的,但是创作就是要逾越这种边界,把那些没有亲历的事也能够写进小说,这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标志。我没有还原和展现那个时代的想法,我要写的是我的人物所了解的那个时代。我想,要实现真实性,最重要的其实是在写作中时刻都和我的人物在一起,聆听他的声音。用他的眼睛去看,用他的心去感受。

    这种“罪”会像瘟疫一样不断流传

    南都:《茧》的主人公李佳栖的身上有你自己的影子吗?

    张悦然:李佳栖身上有我以前写的小说里人物的影子,一种怀着强烈感情、孤注一掷的人。这个人物争议蛮大的。有人会觉得她很“作”,没有任何自己的生活,或者她故意不去过好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生活的态度是有问题的。但我还是把她当成一个挺正面的人物去写。我觉得,当她奋不顾身地走向历史,走向对父辈的探索的时候,她的身上是有一种英雄主义的。她摆脱了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特别个人主义,特别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束缚。她愿意把自己抛掷到更大的历史当中去,在历史中和父亲和解,重建他们之间的感情。

    南都:《茧》里面有一个统摄一切的族长式的人物,李佳栖的爷爷李冀生。他的A面是众人敬仰的科学院院士,B面是冷酷无情的杀人凶手。你写到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临终之际“他身上没有任何难闻的气味,这一定也是通过强大的意志力实现的吧,他不允许自己发臭。”

    我觉得他有一点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觉得自己有权并且有能力改变世界,成为他人命运的主宰。你自己怎么理解李冀生身上的复杂性?

    张悦然:我觉得“族长”这个词特别好。李冀生这个人物我写得很少,但其实这本书一直在围绕着他的问题去写。我们该怎么去评价他?我并没有在书里给出特别明确的态度,甚至没有说他就是凶手。但其实这里面的每一笔,哪怕提到的一个台灯,一把椅子,它可能都代表了作家的立场。

    李冀生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社会要进步,人类要进步,必须由更先进、更高大的人来统治。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的部落里有一个害群之马,我们就应该把它消灭掉。这样我们的环境才能变得更好。他是本着这样的想法去思考的。在小说里我写到了一点点影子,李冀生经历过缅甸战争,他给当时的女朋友写过一封信,觉得战争很虚无。战争从根源上是不平等的。所以,或者是战争,或者之前经历的很多事让李冀生相信,人就是不平等的。有一些人必然会掌控另外一些人。而他又站在一个特别正确的立场上,觉得这样其实是让整个社会和世界变得更好。

    南都:书里有一个细节,李佳栖梦见骨碌碌滚落的俄罗斯套娃,一个女人尖细的声音叫“打开它呀!打开它呀!”这个梦境反复出现有什么意义?

    张悦然:在小说里,我几乎没怎么去诠释“茧”这个意象。我希望把它完全交给读者,读者可能会解读说,这是一个破茧而出的故事,也可能会说,这是作茧自缚的故事。也有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是在一层层地抽丝剥茧的故事。

    俄罗斯套娃在小说里的出现,可能是对“茧”的补充吧。我把它想象成和茧平行或者孪生的意象。因为它跟茧很像,一层层地剥开,好像一点点地去接近真实,接近谜底。但同时,俄罗斯套娃一个个摆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小的不就是按照大的模子做的吗?这时候又觉得很恐怖,我们好像在沿着之前的人的路在走,活在他们的阴影里。不管你多么不想和父辈一样,结果发现你还是在某些地方和他们一样的。

    作家的双脚不能离开地

    南都:《茧》跟你以前写的“青春文学”有什么不同?

    张悦然:主要有两个区别。年轻的时候,或者刚开始写作的创作者,她的第一个命题都是探索自我。想知道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或者是探索我内心深处的问题。《茧》这个小说开始从自我脱离,去打量世界。其实依然是关于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但是坐标比原来的那个要宽广了,它是放在更长的一个历史序列里去看,我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我,这和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父都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点,我之前的作品里面有很多是靠想象力完成的,天马行空的部分。早期的小说里也有很多很魔幻的内容。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人的想象力特别蓬勃、特别自由,各种怪力乱神都有。另一方面,那时候确实对现实没有足够的兴趣,毕竟那时候自己还是比较年轻,觉得现实似乎可以不必直接面对,当然,因为年龄和阅历,那时也对现实缺乏更深层的把握。到写《茧》的时候,我把很多我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实的东西以及思考都融入进去。这和以前的写作有很大的区别。

    南都:不久前在现代文学馆举行了讨论“新古典”的文学沙龙,面对这样一些“八〇后”的写作者,你出道比他们早很多,你怎么评价他们现在的写作?

    张悦然:写作真的没有早和晚。当时我们出来的写作者,真正坚持到现在的也不多。也并不是说坚持下来的人就是那批人里最有才华的。当你那么早就开始写作,也许你热情的部分消耗完了,却没有得到文学技巧和后来的学习工作的支撑。当热情的表达消耗殆尽,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很多人可能会离开。但是,现在我看到的写作者,他们正好跟我们经历相反。他们可能前面做过别的工作,有过一些经验的积累,最后还是决定最想做的事情是写作。他们既保有了很多青春的热情,没有把它消耗掉,同时又有很多现实的积累,以及更好的技巧和能力,我觉得也许是一件好事。

    但我也必须承认,现在的文学环境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也会有现在要面临的很多困难。我现在回想,我刚出小说的时候,经常被人诟病,比如无病呻吟呀,缺乏现实经验呀,都是生编硬造呀。我对这些意见非常不服气,因为我那时候就局限在二十二岁或二十四岁的年纪,你让我怎么去长这个经验?但我现在回头去看,我觉得这些意见肯定也有他们的道理。尤其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因为教育的原因,我们的经验又特别特别狭窄,基本上我们是到了二十岁的末尾或者年纪更大的时候,对这个世界才有比较完整的看法。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单薄的。现在这些写作者也许会更成熟,只是环境更艰难。

    南都:为了写作,你会着意去丰富你的个人经验吗?

    张悦然:一个作家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够让自己的双脚离开地。当一个写作者慢慢地成为职业作家以后,就很有可能脱离生活。这是比较难以抗拒的趋势。并不需要刻意地去找什么经历,只不过你要踩住地,要走在地上。比如我现在去做老师,我也没有考虑过这个经验对写作会有用。我小的时候是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的。我慢慢发现,我对大学有一种情结,觉得和学生在一起生活挺有意义。所有的经验对于写作者来说都不会是浪费的,但你不能去替你的写作选择有效的经验。而且写作确实需要很多机缘,有些事情会把你带到这里,带到那里,让你看到这些,看到那些,慢慢地你会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就像《茧》这个故事,从我爸爸那里流到了我这里,就变成了现在的《茧》。想想也觉得挺有意思。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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