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出《汤显祖集全编》的收获与遗憾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7月17日        版次:RB06    作者:周松芳

    《汤显祖集全编》,(明)汤显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月版,528 .00元。

    □周松芳

    今年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三位世界大文豪逝世4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相关纪念活动,在英国,著名的Bloomsbury出版社出版了《1616: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中国》。中国各地也密锣紧鼓地举办着各种活动,2016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戏剧学院率先联合举办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学术研讨会,其中尤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汤显祖集全编》(以下简称《全编》)引人注目。

    一、《汤显祖集》出版的“奇葩”历程

    整理出版文集,是纪念作家最好的方式之一,因为这是推动作家作品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而《全编》的出版,应当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于徐朔方先生的纪念,因为新时期的汤显祖研究,徐先生是居首功的。

    最早的一部汤显祖作品合集———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来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汤显祖集》,诗文部分即由其笺校并撰写了全书前言,戏曲部分则由前辈钱南扬先生校点;徐先生时年39岁,钱先生63岁。徐先生能膺大任,当基于其前此已于1956年完成了《汤显祖年谱》,1959年完成了《牡丹亭校注》,出版后一版再版,成为迄今为止最经典流行最广的版本。但这第一部作品集,因为是强势行政命令下的产物,注定其命途多舛。首先两位整理者互不通气,甚至许多观点相左。笺校整理完成后,时任“中央领导”周扬又先是要求徐先生参考他根本不认可的侯外庐的论文修改前言;徐先生不同意,有关方面在出版时便干脆将侯文并置为前言。如此从前言到内文都存在深刻矛盾的文集,一俟新时期到来,迅即走向名存实亡,在1982年即分拆成《汤显祖诗文集》与《汤显祖戏曲集》分别出版,侯外庐的前言自然也拿掉了。同时,徐先生也趁机进行了增订修正,自然更胜于前。但是,从此没有了一部完整的汤显祖作品集,也是憾事———前此,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汤显祖集》,徐朔方先生有所增补,也只不过略事修饰而已;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事非,干脆把所有的前言全部拿掉,则未免矫枉过正了———一部好的古籍整理著作,怎能没有一个好的长篇的前言?

    二、《汤显祖全集》的遗憾

    随着汤显祖研究的深入,无论原来的《汤显祖集》还是后来分别出版的《汤显祖诗文集》(以下均简称《文集》)和《汤显祖戏曲集》,都存在不少错误和不足。徐朔方先生本人重修了《汤显祖年谱》及编写了汤显祖同时代曲家年谱汇成《晚明曲家年谱》出版,还出版了《论汤显祖及其他》和《汤显祖评传》。在此基础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汤显祖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终于在汤显祖诞生4 5 0周年前夕,于1999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推出。

    与《文集》相比较,《全集》当然有很大的改进。除了根据后来发现的十卷本《问棘邮草》和相关研究成果改正笺校中的讹误,根据《海若先生文》增补了一整卷的“制艺”55篇外,另增补佚诗、佚文和尺牍、制艺四十四篇,删汰了1973年版误收的佚作七篇。但是,由于排校等的原因,《全集》甫一出版,即留下不少遗憾。如徐先生自己所说:“这家古籍出版社(北京古籍出版社)业务较新,技术力量薄弱,电脑排字,错误较多,达140处。”并说:“严格说来,这个本子是不能留传后世的。”(邹元江《我们如何纪念汤显祖:汤显祖诞辰450周年与徐朔方先生对话》,《戏剧艺术》2000年第3期)

    此外,《全集》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徐先生指出天启韩敬刻本《玉茗堂集》有许多问题,如《送何卫辉,时喜潞藩新出》,“承张国风教授抄示《卫辉府志》有关记载,当时知府霍鹏,以南京工部郎中升任。霍当由音近误为何。这不会是汤氏本人的失误”。又如《谪尉过钱塘,得姜守冲宴方太守诗,悽然成韵》,“据《杭州府志》卷一百,姜守冲名奇方,万历十年任杭州通判,当时歙县人方扬任知府。又据汤氏的至亲好友刘应秋《刘大司成集》卷十四《与汤若士》,汤氏于该年五月间离开南京,溯长江而上,经皖南,取道鄱阳湖回临川。刘应秋曾收到汤氏自采石、芜湖、南陵、青阳等地寄出的书信多封,这时汤氏不可能同时经过钱塘。诗题当作《谪尉过□□,得姜守冲钱塘宴方太守诗,悽然成韵》,□□指皖南一个地名”。既然是韩敬之误,且韩本只是参校本,是不必坚持“正文仍从韩刻本,不径为改正”的,因为这颇不便于引用,引用者必须根据笺注做出解释,否则就会产生阅读误会。

    或许因此之故,《全集》并未流行开来,学术界引用的,多半还是过去的《文集》。深入的修订整理,事在必然。然而,徐先生年事已高,无法如愿。随着他2007年去世,似乎徐版的《汤显祖全集》将成为绝响。然而汤显祖研究又非常需要一部新的全集,但如何能有一部新的全集?这是学术界颇感焦虑的事情。

    三、《全编》的新贡献与新遗憾

    在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前夕,上海古籍出版社邀请上海戏剧学院叶长海教授牵头,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江巨荣、有汤显祖作品辑佚专家之称的龚重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郑志良共同担纲汤显祖作品的续补遗工作。在新增汤显祖佚文四十余篇的同时,收录了徐朔方生前未发表的对全集的勘误,同时声称吸收十余年来学界研究成果,修订原书疏误。

    因此,我们可以期待,这是截至目前汤显祖存世诗文、戏曲作品最齐全的深度整理之作。然而,除了新增佚诗佚文构成“续补遗”一集之外,其余的增订,实并不多见。比如郑志良先生曾撰文考证汤显祖的尺牍《与吴亦勉》当为《与吴兹勉》,《寄叶增城》当为《寄叶曾城》(《汤显祖尺牍三封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全编》并没有据以修订;如果连这些成果在《全编》都没有吸收,那就遑论其他了。

    徐先生在前引与邹元江的对话中既说《全集》不能传世,又说“古人说校点一部书不免有终身之忧,现在,我算是相信这句老话”,那今天我们再整理出版《全编》,虽不能确保“无终身之忧”,至少要期于传世,退一步讲,也要成为流行的本子。这就要求,首先要充分吸收现在研究成果进行修订,同时进行一些专题研究加以完善,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辑佚。

    比如说,汤显祖生平仕履相对简单,中进士后出仕南京,然后被贬徐闻,然后量移遂昌县令,再后来就辞职回乡了。徐朔方先生浙江东阳人,近遂昌,得地利之便,对汤显祖遂昌一节,考证相对详明。但对于“边地”岭南,徐先生因为相对生疏,对汤显祖南贬的行程,考证并不十分清晰。至于其任职徐闻的时间,则更是众说纷纭———有主一二个月的,有主半年的,有主一年的,莫衷一是。造成分歧的重要原因是对《恩州午火》一诗的理解:“逐客恩州一饭沾,伏波盘笋见纤纤。炎风不遣春销尽,二月桃花绛雪盐。”此诗往往被视为归程所作,并据以推断汤显祖离开徐闻时间为次年二月,所据乃“二月桃花”一语。其实那不过是其来时(十一月间)所见早放的如同内地二月始开的桃花;岭南气候炎热,绝不会迟至二月桃花始开。嘉靖四十四年(1565)安徽人叶权的《贤博篇·游岭南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说:“广州十月梅正花,岁底桃李悉放,如岭北二月初。”最合汤显祖诗意。万历二十九年“虑囚岭南”的王临亨也说:“粤中时候最早,桃李之属,皆以冬杪发花。惟菊花独迟,至仲冬始放。应是阳和早回,故群芳先春而吐;炎炎蒸难散,故金英后秋而开也。余以正月二十五日过庐陵,时桃李方吐萼,五日后抵南雄,枝头桃实大已如荳矣。”(《粤剑篇·志风土》,中华书局1987年版)粤中菊花仲冬放,桃李则中冬放,粤南近海的阳江,十一月中旬则必已盛放矣。此不过略举一例而已。至于其行程的考订,如果论者注意到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根据其收录并校点的明代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以及方志中的驿路铺镇资料,也不难补救徐先生之疏失。

    徐先生以一己之力,笺校之疏,在所难免,今以集体之力做深度整理,则重心实不应仅集于辑佚。退一步讲,仅辑佚一项仍存不少疏漏。

    首先是对研究新成果吸收不够。比如徐朔方及门弟子周明初教授2008年即在《文献》第1期发表《〈汤显祖全集〉中三篇文章辨伪》一文,指出《何母刘孺人墓志铭》、《蕲州同知何平川先生墓志铭》、《题叶氏宗谱序》为伪作,并强调对宗谱中此类诗文的采录要慎之又慎(即便对方志等的使用,亦应谨慎,乃学界共识),但在《全编》中,不仅没有汰除,也没有做任何笺校;即便新的整理者有不同意见,没有时间或精力撰文公开回应,至少在笺校中应有所体现。

    其次,在新的辑佚中,对宗谱类佚文的采录本应更加谨慎,但收入了十四篇宗谱类佚文,占新增全部佚文四十二篇的四分之一强,且多有伪作。在周明初教授提交给“岭南行与临川梦:汤显祖学术广东高端论坛”的会议论文《〈汤显祖集全编〉“诗文续补遗”卷中十篇文章辨伪》中,认为其中“九篇文献作伪的迹象非常明显,基本可以确定为伪作,另有一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作伪嫌疑”。当然,在这卷“诗文续补遗”的编者按中,写有这样一段话:

    此前徐朔方先生补遗卷出,周明初先生曾于《文献》季刊二○○八年第三期发表《〈汤显祖全集〉中三篇文章辨伪》一文,疑其中出自宗族家谱文献的《何母刘孺人墓志铭》、《蕲州同知何平川先生墓志铭》、《题叶氏重修宗谱序》三篇实为伪托。今续补遗卷所收部分篇目亦有出自宗族家谱文献者,从周明初先生论文所议,署名落款明显有误者,姑略加考订,仍录于各体之后以存疑。

    但正如周明初教授所特别指出的,这个编者按中对于汤显祖佚作中疑似伪作的处理,实是违背徐朔方先生的意愿的。因为徐先生在1999年版的《汤显祖全集》卷首《编年笺校汤显祖全集缘起》,明确地说:“佚诗佚文有的是伪作,如……,应予删去”“对联、匾额,本书不收”;在第五十一卷“补遗”前的“凡例”中再次强调“本卷不收以下佚文”,其中第三条为“原文系伪作”、第四条为“真伪莫辨者”、第五条为“片言只语不成章者”。《全编》对于徐先生所作的“编集缘起”“补遗凡例”上述诸条原文照录,并没有按照徐先生所定的原则去执行。如第五十一卷“补遗”中已为周明初教授所辨伪的诸篇没有删去,仍然照旧收入;在新收入的“诗文续补遗”中不仅收入了编者已经认为是疑似伪作的佚作,还收入了“对联”三副。虽然新收入的“诗文续补遗”一卷,已经开列了编辑者的姓名,其著作权不在徐朔方先生,但《汤显祖集全编》署名为“徐朔方笺校”,在这么一个总的署名下,却收入了与署名者意愿相违背的东西,显然是不妥当的。

    四、新《全集》的新期待

    徐朔方先生在前引与邹元江教授的对谈中曾说:“汤显祖究竟有多少诗文,这一二十年来随着新的诗文不断被发现似乎越来越难以确定了。”信然。郑志良先生新近又发现整本二十卷近二十万字篇幅的《玉茗堂书经讲意》(《文学遗产》2016年第3期),仅此即超过前面数十年辑佚总量的数倍,遑论还会有其他新的发现。在诗文戏曲的校笺订正方面,通过今年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纪念活动的推动,相信也会取得长足的进步。新出版的周松芳的《汤显祖的岭南行:及其如何影响了〈牡丹亭〉》(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和曾莹即将出版的《汤显祖的山川岁月》,对汤显祖的行实考辨、作品系年等方面,都有新的创获。本来,在《全集》出版后,在考订其笺校疏失方面,已经有了不少进展,尤其是吴书荫先生,以其深厚的功力,作了大量扎实有力的考证补订工作,先后发表了《〈汤显祖全集〉笺注补正》(《燕京学报》新第十四期,2003年5月)、《汤显祖交游和诗文创作年代考略》(《中华文史论丛》总第七十四辑,2004年1月)、《汤显祖交游和诗文创作年代补考》(《国学研究》第十六卷,2005年12月)等,可惜《全编》竟未吸收采录。因此,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有一部足以传世的新的《汤显祖全集》。

    (本文承浙江大学周明初教授审订补充,谨致谢意)

手机看报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