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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念生的终生事业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6月26日        版次:GB07    作者:张治

    《罗念生全集》(增订典藏版),2 0 1 6年6月 版 ,1080 .00元。

    张治 学者,厦门

    后来,罗念生在很多场合下追忆自己是如何将翻译古希腊文学树为终生事业的,提到过某部书籍、某堂课程、某个留学的机会,等等。我们发现他在生命中头三十年间曾有过许多其他的理想,比如十八岁入清华时还一心投入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上,看到被学校开除的学长朱湘在校园中孤傲独行而心生钦佩,遂改学文学,主攻英国文学,因为翻译稿费高而开始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自命浪漫派诗人,写十四行诗,留美后也是进入英国文学系……甚至到他29岁学了古希腊文并翻译出版了一部古希腊悲剧后,罗念生还热情地参加着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原本那么多的爱好,后来怎么就认准了最为辛苦艰难的一个方向呢?

    本来要翻译古希腊戏剧的,是他的好友朱湘。“忆诗人朱湘”那篇文章说,这位好友从芝加哥大学归国后翻译了多部古希腊悲剧,交给当时要办古希腊文学专号的《小说月报》,“因故未出,译剧也不知所终”。他还曾提过陈国桦、卢剑波的多部古希腊悲剧译本,也未能出版而不知下落。罗念生又计划翻译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深知此书深奥晦涩,得到了朱光潜、杨绛、钱锺书三位的帮助。钱锺书著作及手稿中光涉及《诗学》的英法译本就多达七八种;“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说,1956年她在夫君帮助下根据几种英译本译出了《诗学》,“我将此稿提供罗念生参考”,“为罗遗失”。同样一生钟情古希腊文学的师长周作人,曾在抗战爆发之初鼓励罗念生翻译振奋民心的欧里庇得斯悲剧《特洛亚妇女》,但初版的译序中却隐去了这位“老人”的名字,五十年代后期他们合作翻译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又分别翻译《伊索寓言》和“琉善”或“路吉阿诺斯”,歧见更多,罗念生称周作人为“职业译者”,意思是嫌这位无其他社会自足手段的“老人”在翻译中加的注释太多了。缪灵珠许诺翻译埃斯库罗斯,却迟迟未见完稿;杨宪益译得了阿里斯托芬,可是却忙于其他事务;李健吾翻译的么,太通俗;叶君健竟然敢于翻译号称最难懂的《阿伽门农》;至于什么石璞、赵家璧,就更不必多言了。由此看来,在命运多舛的人世间想要最终完成一番独一无二的事业,个人才性学养固然至关重要,然而也需要时运眷顾,使他可以吸收一切条件成就自己。虽然傅怒庵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对罗念生的翻译颇有非议,然而从长时段来看,罗在西方古典文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伟大的作用,其意义足以使我们忽视具体人事瓜葛上的是非。比较西方欧美各国,试问哪个国家在引介西方古典学之初,曾由同一个人从原文译出了荷马的《伊利亚特》、四大戏剧家的部分作品,以及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琉善对话录和其他若干诗文,而且同时还编写了第一部本国语言的古希腊文词典?这是非常罕见的。罗念生简直就是莱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 runi,1369-1444)、雅克·阿米约(JacquesA m yot,1513-1593)、菲勒蒙·霍兰(Philem onH olland,1552-1637)以及亨利·艾蒂安(H enri Estienne,1528-31-1598)的中国版合体。

    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十卷本《罗念生全集》;2007年又出版一册“补卷”,添加了包括多部悲剧译作在内的众多遗稿;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进一步增订的硬皮精装“典藏版”。这套“新《全集》”的主要特色在于:

    第一,纠正了旧《全集》第三卷题目“欧里庇得斯悲剧六种”的错误,新《全集》第四卷改题为“欧里庇得斯悲剧五种”,即将原来最后一种“安德洛玛克”删去。此篇是罗念生早年节译《特洛亚妇女》中的台词片段,既然已经收录了全译本,便不能将此另外算作一种(旧《全集》编者误以为是欧里庇得斯另一部同名作品)。此篇如今置于第九卷的“散论”中。

    第二,根据此书责编马晓玲女士介绍,第二至五卷中保存的古希腊戏剧译注,这次根据早期刊本而酌情加以增补。我们知道1949年以前罗念生翻译古希腊戏剧时的注释远比五十年代以后的修订本要多得多。我曾大体比较了一下新旧罗译本的变化,可知情况是这样的:

    《波斯人》,未修订。

    《普罗密修斯》,1961年《普罗米修斯》。全面修订。前后两版的底本说明,后者多了一部娄卜古典丛书本。神祇由其司职译名改成音译名(如“火神”改成赫淮斯托斯,“天帝”改成宙斯)。文字加工居多,注解未增多。

    《窝狄浦斯王》,1961年《俄狄浦斯王》。全面修订。未多其他参考文献。注解减去360多个,剩100多个。

    欧里庇得斯四剧,1957-8年《欧里庇得斯悲剧集》,都有所修订。《阿尔刻提斯》,底本用了同一书的新版(1880-1926)。多参考一种H adley编订本的注解(1896)。注解由325个减至157个。《美狄亚》,底本多参考了三书注解。注解492个减至178个。《特罗亚妇女》,未增加参考书。注解398个减至172个。《依斐格纳亚》,增加两种参考书,其一是1952年牛津版Platnauer编订本。注解249个减至190个。

    《云》,1954年《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修订。参考书未增加。注解586个减至183个。

    我们从罗念生的文章中可知他追求思想进步,可能是觉得注释太多,会损害群众基础,或者如他说的,“斗争性不强”。并非是注释本身不利于对原作的深度理解。因此早期刊本是很有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的。

    第三,添补许多新见之佚文与信件。这些内容收入于第九卷的“散论”和第十卷的“散篇”、“书信”中。旧《全集》的“散论”、“散篇”中,也有些文章被集中增补到更合适的类目之下,比如新本第十卷的“关于朱湘”部分即是。新收入的内容中,有罗念生在1930年代与朱光潜、林庚等人论新诗节奏的多篇文章,有他的新诗创作,还有一些讨论古典学研究术语译法的札记;增补的书信都是与学人的通信,较为可观。但这仍有可以补充的,比如有“从事古希腊语翻译札记”一文,见于1993年12月出版的《内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9-46页,虽然很多内容都见于那篇“翻译的辛苦”中,但对叶君健译《阿伽门农》的批评就是只见于此文的。

    第四,原本第十卷中的年谱及他人纪念文章置于别册,薄薄的平装小本,字小行密。这节省了《全集》已足够伟大的篇幅,令学人读之更生好感。

    将译作放入影响大的文化人物之《全集》中,是认同翻译为著述、为学问、为思想的一种观念。新近这几年出版的《杨绛全集》、《杨周翰作品集》、《王佐良全集》等,均是如此。这当然反映出了现代学术著述在文体上的广泛性和多元化。罗念生的全集,翻译在前,占了绝大部分篇幅,论著置后,多是普及性的文章,且重复内容太多,惟一精彩的是文中所举出的个别具体语文学例子。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学术地位就不高了,我们不能拿学校评职称那套标准来看学术文化发展中个体的终生事业之价值。

    于是突然想到,辞书编纂的训诂功夫,当然也是学术著述的一种表现。至少对于罗念生而言,他晚年与水建馥合编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作为目前汉语辞书学界独一无二的贡献,很多内容也是沾溉学林的精神成果。——— 也许,还会有更全更精良的《罗念生全集》,在未来等着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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