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立夏:足够强大的人懂得真正的温柔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6月19日        版次:GB07    作者:黄茜

    《安尼尔的鬼魂》,(加)迈克尔·翁达杰,陶立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5月版,45 .00元。

    陶立夏

    作家、翻译家。现居上海。已出版《分开旅行》、《练习一个人》、《岛屿来信》等。译著包括《夜航西飞》、《一切破碎,一切成灰》、《安尼尔的鬼魂》。

    继《夜航西飞》、《一切破碎一切成灰》之后,陶立夏的第三部译著《安尼尔的鬼魂》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交织着死亡、战争、爱情与道义的小说:法医安尼尔受国际人权组织派遣,回到祖国斯里兰卡调查因内战而愈演愈烈的人口失踪案。此时的科伦坡被恐怖与悲伤笼罩,政府自负虚荣,“每种政治观点都有它自己的军队撑腰”,市民无故失踪,不计其数的尸体被焚烧、藏匿和掩埋。随着无名尸骸身份的确证,屠杀的丑行暴露于天光之下:一个挖掘黑暗的故事。

    小说的作者、布克奖得主迈克尔·翁达杰曾以《英国病人》饮誉世界文坛。《安尼尔的鬼魂》出版于2000年,被认为是比《英国病人》更出色的作品。翁达杰1943年出生于斯里兰卡,11岁移居英国,后赴加拿大求学。他和小说主人翁安尼尔类似,在西方成长和受教育,却有着根植于东方的混杂血统。

    《安尼尔的故事》的复杂立意、精巧结构、诗性笔法,对于译者不啻为严肃的挑战。然而翻译正是两个头脑、两种语言之间的触碰与较量。为了翻译《安尼尔的故事》,陶立夏飞去斯里兰卡,探访书中提到的地方,接触当地人,观看岩画和石刻文字。她努力为翁达杰在汉语里创造了一个诗意的镜像。

    用一本书为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发声

    南都: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翻译加拿大作家翁达杰的小说《安尼尔的鬼魂》?在此之前,你对翁达杰有什么了解?

    陶立夏:编辑彭伦在为这本书寻找译者,听说我喜欢翁达杰,就问我要不要尝试一下。之前我为他翻译了“短经典”中的《一切破碎一切成灰》。

    从高中时代起我就通过《英国病人》知道并迷恋上了翁达杰的书,翻译《安尼尔的鬼魂》前读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英国病人》、《身着狮皮》和《遥 望》,还 有《猫桌》。他无国界的题材选择、诗性的语言风格,以及考古学家一样对资料与细节的执著,都是我喜爱的,非常迷人,找不到同样的作家。

    南都:《安尼尔的鬼魂》以翁达杰的故乡斯里兰卡内战为背景,借法医安尼尔对考古墓地里无名尸骸“水手”身份的调查,揭开血腥的战争真相。在你看来,与翁达杰其他的作品比如斩获布克奖的《英国病人》相比,《安尼尔的鬼魂》有什么独特之处?是什么吸引你去反复阅读它和翻译它?

    陶立夏:有人说,足够强大的人懂得真正的温柔,这话说给翁达杰非常合适。翁达杰的笔下有很多远走千里永不回乡的浪子,我之前看过的几本他的小说中,都是这样的主角,他们桀骜不驯,才华出众,但却抹去了国籍与身份,流浪他乡。《安尼尔的鬼魂》不同,这本书写的是回归与坚守,安尼尔从西方回到斯里兰卡,调查战争造成的大量人口失踪。明哲保身的塞拉斯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安尼尔,守护自己的弟弟迦米尼,迦米尼则竭尽所能救死扶伤,在战争的荒诞之中,保持人性。

    翁达杰描写故土斯里兰的苦难,并非不得不面对的苦痛无奈,而是主动转身直视的坚毅:用一本书为这个国家与她的人民发声,他们在战争中做出的选择证明着他们品性,即便战争这样不人道的灾难依旧无法摧毁的美好和坚韧。这本书的意义超越单纯的文学作品,题材决定了翁达杰要承载的压力也不仅仅是评论界关于一本书优劣的评价。但翁达杰做到了完美,评论界在肯定这本书技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的立意。

    南都:你在译后记里说,在翻译《安尼尔的鬼魂》前,你亲自去了一趟斯里兰卡,探访书中提及的地方。能否讲讲你在斯里兰卡的见闻?你眼里的斯里兰卡和翁达杰笔下的斯里兰卡是一致的吗?

    陶立夏:是翻译遇到障碍,觉得无法达到要求时去了斯里兰卡,也算是一种散心的方式。主要去了锡吉里耶、狮子岩。我见到的当地人腼腆、友善、忍让,和翁达杰在书中描写的一样,但我的体验没有他深入,我是一个异乡人,而他流着他们相同的血液,这种关系是不一样的。

    语言是符号,符号之间的转换类似解码,翻译《安尼尔的鬼魂》时,我遇到很多地名,它们非常长,发音特别,是完全不同于英文的另一种符号,带着斯里兰卡独有的气息。虽然只要音译就好,但它们的存在提醒我,对斯里兰卡的了解远远不够。在我去过斯里兰卡,看到当地人手写的文字之后,这些“符咒”就成了普通不过的日常存在,咒语被解开了,不再成为障碍。后来的翻译就顺畅很多。

    翻译是我为自己选的写作课

    南都:翁达杰的小说语言以诗性著称,这对译者无疑有更高的要求。你觉得翻译翁达杰的困难和快乐之处在哪里?它对你自己的写作是否有帮助?

    陶立夏:很大程度上来说,翻译翁达杰的快乐正来自这些困难:面对它、研究它、解决它。翁达杰的技巧和立意都太高超,目前尚在我能学习的范围之外,只能保持一种远眺的欣赏。他诗意,同时有力,充满或舒缓或急切的节奏,在字句之下操纵着读者的呼吸。他总说自己要在开头几章完成之后才充分了解书中人物的性格,但他的自信和掌控力,贯穿始终。

    南都:你同时是一个写作者和译者,诗人译诗是很常见的,但小说家翻译小说却并不多见。翻译《夜航西飞》、《一切破碎,一切成灰》、《安尼尔的鬼魂》这三本书的经验,是否给你自己的写作带来了新鲜的东西?

    陶立夏:可能因为小说相比诗歌会因为体量而牵扯更多精力,自己创作小说的人会没有时间去做翻译小说的事。但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比如翻译过卡佛、钱德勒、塞林格的村上春树,写过《如此苍白的心》的西班牙语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翻译了不少英语小说和诗歌,保罗·奥斯特也做翻译。除了这些著名的作家,一定还有很多不那么为人知晓的写作者在翻译他人的小说,使得更多人可以读到那些作品。

    我翻译的这三本书前后跨度六年有余,是我在自己创作的间隙完成的,他们是我为自己选的写作课,翻译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尤其是《一切破碎一切成灰》,解答了很多关于小说写作的疑问,我知道了自己在节奏上的缺陷,也明白了结构的完整性不代表故事性的完整,这是两个概念。

    孤独是一种清醒剂和催化剂

    南都:在你的散文里,有一个恒常的主题是“孤独”。你怎么理解生命里的孤独?旅行是不是化解孤独的一种方式?

    陶立夏:孤独是常态,也是一种清醒剂和催化剂,如果要写作或者专注地做一件事,你必须独处,或者将周围的杂音屏蔽。

    旅途中也可以是孤独的,甚至因为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环境而更孤独。孤独不是能被逃避或化解的东西。它一直都在,但不是生活的全部,就像衣橱里那套并不可少的睡衣,你不需要随时都穿,但终有穿它的时候,并且它很实用。

    南都:你曾介绍自己说“格 子 间 白 领 ,喜 欢 写 故事”。你写小说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题材能吸引你动笔?你从哪里搜集素材?

    陶立夏:写小说是为了从平常的生活里萃取些什么。我喜欢那些看似寻常,但其实细想之下有很多缘由的小题材。比如我的短篇《孤独患者》灵感来自朋友开玩笑说她相亲失败很可能是当时开了油汀,给对方留下很会花钱的印象。而《皮格马利翁》的灵感则来自我在南加州海岸边的一个停车场停车时,看到了海面升起的烟花。

    南都:你的小说多写都市人的爱情故事,能够讲讲你自己的爱情观吗?

    陶立夏:需要缘分,也需要技巧。需要宽容,也需要付出。那些索取太多的人,什么都得不到。但人们常常对自己的自私不自知。

    南都:你写的关于旅行的散文非常好看,尤其是2015年出版的《岛屿来信》。你为什么选择“岛屿”作为凝视的对象,或者岛屿是“孤独”的一种隐喻?

    陶立夏:我成长在没有海的地方,要到上大学才第一次看到海,对岛屿总有一种向往,它们的自成一体,难以抵达。与其说是独孤,不如说是圆满。

    我特别想写翁达杰那样的作品

    南都:你一年里有多少时间在写作,多少时间在旅行?对你而言,旅行之于生活和写作有什么意义?还有哪些地方,是你没有去过而特别想去的?还有些什么样的故事,是你尚未书写但特别想写的?

    陶立夏:没有一定,主要看心情,也看工作安排。如果有新书要制作、宣传,自然就不能出门。旅行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尤其对自由职业者来说,没有假期的概念,就需要旅行这样“动静”大一点的方式来提醒自己暂时停止工作,给自己充个电。

    旅行不应该有压力,哪天想去哪里了,就出发。我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写在计划里,因为想到就会去。

    我特别想写翁达杰的作品那样的小说,看似诗歌一般轻缓,但其实密不透风,字字句句都精准,结构繁复精致。

    南都:你现在是一位职业作家吗?你每天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陶立夏:我是个不用坐班的自由职业者。每天没有特别计划地生活着,也不是很自律的人,可以说是得过且过,但我运气不错,总是遇到很负责任的编辑,他们会听之任之的同时,偶尔对我提出要求。比如督促我完成采访。

    南都:能否透露下一本书的计划?

    陶立夏:即将上市的散文集,正在设计封面。会在今年上海书展期间上市。

    本版撰文:南都记者 黄茜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