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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故事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6月19日        版次:GB08    作者:黄昌成

    黄昌成 媒体人,广州

    “我们遇到了麻烦。”方佰德(Pat Ferns)对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主办方说。这一幕发生在2003年,目前广有国际声誉的广州纪录片节当时的名字还叫“广州国际电影纪录片学术研讨会”,而作为加拿大福恩斯制作公司总裁的方佰德,他的另一个身份正是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纪录片市场预售创办人。作为纪录片预售的创始人,方佰德此前已经在世界五大洲的五十多个国家宣讲过“公开预售”模式。当时他受邀来到中国,就是要帮助中国纪录片人开发一种新的“公开预售”模式。麻烦出在翻译上。方佰德来到广州后,发现准备预售的“新项目”列表里列着的其实都是已经制作完成、等待发行的成片。于是,偏差产生了:方佰德介绍过来的国际策划编辑是来参加项目预售的,他们不是采购主管,可是在这次广州纪录片节上,决策层却想要看到新的作品被预售。

    这种偏差在参会的中国纪录片导演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归途列车》的导演范立欣说,自己当时已经有机会参加国外的电影节,也有机会跟国外同样合作,但是广州纪录片节还是让他“开了眼”:“说实话,那时候大家甚至都不知道预售的提案是什么意思。”

    所幸的是,对所有参与者来说,第一届广州纪录片节的“方案预售”环节成了一次学习的经历。而对方佰德而言,这次活动使他得以了解中国纪录片的某些独特之处;对举办方来说,这次活动让他们知道了怎么筹备第二届的“方案预售”。

    以上这些细节和故事,在今年6月份出版的《路·遇——— 记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十二年》一书里有较为详尽的呈现。

    2015年,作为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执行单位,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摄制了纪录片《路·遇》,对广州纪录片节从2003至2014这十二年的历程进行了一次回顾和梳理。因这部纪录片无法将采访的很多精彩内容全部呈现出来,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陆志强提议,在摄制该片的同时,编撰《路·遇———记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十二年》一书,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直到目前为止,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仍是中国唯一国家级的纪录片节。而在2003年创立之时,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是中国纪录片人走出去的唯一平台。时至今日,范立欣还记得,自己是怎么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接受教育”的。他第一次到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时候,B B C有一个人跟他说,你的提案是什么,你给我讲一下你的故事。

    当时范立欣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提案,就跟对方说中国的春运、农民工、有多少人奔波在路上。这个人非常礼貌地打断了他:你的故事是什么?你给我讲了一堆的背景,一堆话题的重要性,我也知道这个话题很重要,但是你要做的这个片子,故事是什么?你的主角是谁?当时的情景,绝对是对范立欣进行了一场提案意识的启蒙:你得学会国际的游戏规则和方式,才有可能在这样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市场上把你的片子推介出去。

    一晃多年过去了,在方佰德等人的推动下,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预售环节进行得越来越顺利:中国独立制片人和举办方渐渐掌握了这个环节,参与纪录片方案预售的作品也更加有意思了。

    时至今日,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培育和扶持了一批在国内和国际崭露头角的中国纪录片新锐导演,逾90部中国纪录片的提案通过这个交流平台赢得了国际联合制作融资或者引荐机会。

    从2003年到2014年,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12”是一个很具意味的数字,如果把每一届当作一个月份的话,那么广州纪录片节恰好经历了完整的一个年度,在季节的流转中,正好完成了一个从萌芽到生长、从成熟到收获的节点。

    如果将时间追溯到2003年,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元年,会发现它的诞生,得益于现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时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建华的大力推动,可以说,他是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主要创始人。

    2003年,陈建华刚刚担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不久,有人建议广州可以召开一个国际性的纪录片座谈会,或者是纪录片大会。而在此之前,国家就将纪录片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最重要的文化战略之一。陈建华得知,这是由澳大利亚、英国、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夫人们建议的。于是陈建华来到二沙岛澳大利亚总领事家中拜访,总领事夫人很高兴,还亲自下厨,并向他提出在广州办纪录片活动的看法和理由。她认为国际上已经有了好几个比较大的纪录片活动,但在中国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正是一个填补空白的绝好机会。

    由此,在广州创办广州纪录片节的前身———“2003广州国际电影纪录片学术研讨会”终于拉开了帷幕,从而掀开中国纪录片发展的一页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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