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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典命名的政治艺术:从禹刑到吕刑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5月22日        版次:RB09    作者:沈玮玮

    法治小史

    ●沈玮玮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成为以夏为中心的城市国家制止叛乱的主要手段,也是刑起于兵的写照。禹刑中“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在早期城市国家时期就已经成为罪恶之首,这正是夏王启为表孝心而定名“禹”刑的理由吧。启让世袭制取代了部落联盟的禅让制,因此,分外地强调“孝”就是为了维护“家天下”的王位继承制。

    当时的城市国家,王与部落贵族之间并无绝对的忠诚关系,仅是依靠九州贡赋体制保持一种物物交换,很难产生“移孝于忠,由家到国”的意识转换。因中央与地方联结松散,各级贵族组织仍然要保持旧的血缘关系,严格区分姓氏。各级贵族依姓氏之别建立了各自的宗族关系。这种宗族关系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按其班辈高低和族属亲疏来确定各级贵族的等级地位。父权家长制家庭当然只能无限制地推崇“孝”了。

    禹刑的具体内容现已无从考证,东汉郑玄认为夏朝已有了五刑制度。五种刑罚的类别包括: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相传均为皋陶所创。皋陶和伯夷同为辅佐大禹治水的功臣,二者之间必然有很多交集,皋陶作刑,很难说他没有得到来自伯夷的指点或启发。因为治水也是集体智慧的成果,经由治水发展而来的刑罚,很可能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传说时代的故事,往往都将集体的功劳强加在一个单独的形象上进行渲染。

    与夏朝一样,“商有乱政,而作汤刑。”以商朝的建立者成汤的名字命名,更是继承了禹刑命名中所蕴含的对王权世袭制的肯定。甲骨文中已有墨、劓、刖、宫的记载,说明“五刑”在商应用已十分广泛。荀子曾认为,“刑名从商”,如果东汉郑玄所说属实的话,倒不如说“刑名从夏”。到了西周,依然是“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九刑一说为“刑书九篇”,另一说认为“九刑”是五种正刑———除了继承夏商以来的墨、劓、宫、刖、大辟外,再加上流、赎、鞭、扑四种。

    不过,西周之际,天子和诸侯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不是先有天子后有诸侯,在周武王成为天子之前,大多数诸侯已经存在了。天子的政治地位反而需要得到多数诸侯的承认。虽然周天子有天下,但诸侯有国,卿大夫有家。家是卿大夫统治的区域,担任家的官职通常是“士”,称为家臣。也就是说,“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封邦建国体制,需要以卿大夫和士组成的“家”,以及诸侯的“国”为基础构造,这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后顺序的理由。

    从西周第四代周昭王起,王道微缺,鲁国政变,弟杀兄夺取侯位,昭王竟听之任之,致使恃强凌弱现象屡屡发生,朝纲偏斜。此后,昭王派兵征讨东夷和楚,试图靠武力征伐四方,平息矛盾。至第五代穆王时财政空虚,矛盾更加激化。穆王认为,仅靠外力制止乱政,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真正出问题的是统治阶层内部,不如从规范内部做起,调整执政方向。于是,他命令大臣伯臩向朝廷官员重申执政规范,并发布《臩命》;又用吕侯为司寇(又称甫侯)“度时作刑”,在修订九刑的基础上制作《吕刑》,一齐重新整顿行政和法律。“度时”表面上是指昭王之际的地方乱政,但实质上很可能就是天子诸侯关系的新形势。吕刑的命名在一定程度上即反映了以上所说的天子依赖于诸侯的西周封建关系。

    司寇,西周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各诸侯国亦置此官。《左传》记载,周成王时封康叔于卫,身兼王室司寇。自西周中期起地位渐低,金文中未见到有册命为专职司寇的大臣。

    吕侯的先祖是尧舜时代的伯夷。禹命伯夷为水官,助禹治水,遂因治水有功,被舜帝赐氏曰吕,封为吕侯。因伯夷乃炎帝之后,帝舜晚年赐伯夷恢复其祖姓,即姓姜,使炎帝子孙得以复兴,经夏商两代而到姜尚,后人皆称“姜姓吕氏”。伯夷的先祖曾被封为掌管四方的“四岳”,舜帝也就让伯夷担任“四岳”之官。

    四岳,一说为共工的从孙为四岳之官,掌师诸侯,助禹治水也。因四岳掌管地方山川河流走向,亦属地方诸侯序列。另一说为尧帝之臣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诸侯。不论哪种说法正确,四岳都是四方诸侯之官,伯夷也担任四岳,并为诸侯之长,是绝对的地方诸侯。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伯夷主礼,上下咸让。”这足以说明吕侯世家在秩序重整方面早就颇有声望。而作为辅佐武王伐纣的姜尚,也是吕侯的先祖,更是重整商周更迭之际秩序的高手。因此,周穆王启用对西周王室厥功甚伟的吕氏家族来重整秩序是有足够理由的。吕侯没有辜负周穆王厚望。

    《吕刑》的刑罚类别设计较《周礼》有所变动,按《周礼·秋官·司刑》载:“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吕刑》则是“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虽然都是自夏代以来的三千种五刑,但轻重刑之间的安排有了变化。作为辅佐第二代成王的周公制作的《周礼》按照均等化的种类配置五刑,而作为第五代穆王的《吕刑》则分别缩减了重刑宫与大辟的种类,轻重有别的刑罚体系确立。如果按郑玄所说,《吕刑》对五刑种类的调整又回到了《禹刑》的标准。

    再脑洞大开一下的话,《吕刑》的命名或许是对大禹时代作为炎帝一派祖先伯夷的追认和继承。周王室是姬姓黄帝一脉,黄帝与炎帝部落曾发生阪泉之战,结果黄帝打败了炎帝,两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炎帝的后代则成为辅佐黄帝后代的肱骨之臣。穆王将重整国内秩序的重典命名为“吕刑”,从命名为“禹”刑和“汤”刑的“王”的刑,变为“臣”的刑,很可能是希图重整强化同炎帝一脉诸侯的关系,进一步巩固炎黄联盟,加大对四方蛮夷的统治力度。1976年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史官墙所作的礼器“史墙盘”评价穆王“刑帅宇诲”,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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