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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古尔奖面面观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4月10日        版次:GB15    作者:卢德坤

    《在特鲁昂饭店那边》,(法)皮埃尔·阿苏里著,黄荭、郑诗诗译,海天出版社2 0 16年1月版,定价:32 .00元。

    《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法)皮埃尔·阿苏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 10年1月版,42 .00元。

    卢德坤 自由撰稿人,杭州

    有一种迷思,以为显赫文学奖所选,必是好作品,值得膜拜。可我们读了这些作品,常常未必觉得佳,又常常认为是自己水平不够,眼光不高,才读不出个所以然来,而非作品本身不那么好的缘故。当然,大部分时候,的确是我们眼光不高,水平不够。

    读过法国传记作家、小说家、龚古尔文学奖现任评委“十人团”成员之一皮埃尔·阿苏里这本《在特鲁昂饭店那边———百年龚古尔奖》,对解除这种迷思,极有助力。龚古尔文学奖没有“自带”的纯洁、神圣,引申开来,其他世界级文学奖,亦可作如是观。

    揭露文学奖的“黑历史”

    《在特鲁昂饭店那边》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读来有一种酣畅淋漓之感。阿苏里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坛掌故、出版史极熟,从1903年第一届龚古尔奖,到此书完成的2012年,挑他认为最值得一说的部分,逐年道来,笔调轻松,评点精到。让人更感佩的是,身为现任龚古尔奖评委,阿苏里却不惮于揭露龚古尔奖及不少法国文坛耆宿的“黑历史”。

    不纯洁,不神圣,表现在评选过程中的各种笼络、施压、关说以及看走眼。人们诟病最多的,是龚古尔奖十位评委,分属不同出版阵营,通常力推所属出版社的书,极少“跨过界”。有些评委,明知自家书没有资格戴上桂冠,也要违心投上一票,只为“表忠心”。这与现在活跃于各种媒介的出版社营销“小编”,没多大区别。还有更离谱的。1958年,定居外省的评委兼名作家让·季奥诺刚下火车,没有直奔龚古尔奖评选所在地特鲁昂饭店,而是去到伽利玛出版社,询问出版社老板加斯东·伽利玛,“该投票给谁、该用什么理由。加斯东将这些写在一本书的书页里告诉他”(第94页)。当年得奖的是弗朗西斯·瓦尔岱所著、伽利玛出版社所出的《圣日耳曼或谈判》,季奥诺根本没读过这书。龚古尔效应是巨大的,光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这20年间,伽利玛出版社就获得13次龚古尔文学奖,卖多不少书。

    多数作家,为能获奖,使出浑身解数。1957年,有谣传说,为抱得龚古尔奖归,法共成员罗歇·瓦扬,刻意与共产党保持距离。“他觉得这些谣言很卑鄙……他不仅一直持有党籍,还把党员证放在钱包里。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承认了自己做出的妥协,但不是政治上的妥协,而是文学上的妥协。他认为,要成为龚古尔奖角逐者,就应该做出妥协,尽管没有任何人要求他这么做:‘我写《律令》就像炮手拉克洛制作空心炮弹一样。为了获奖使用秘方:要写一个故事,一个爱情故事,要带着浓烈但不刺鼻的芬芳,要让评委会的先生们稍稍感到燥热,要有精心描绘的画面。好吧,首先是我写了一本好书,因为我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但为了获得龚古尔奖我也运用了那些必要的规则。’”(第90页)瓦扬最终如愿以偿。

    普鲁斯特也得制订宣传策略

    普鲁斯特又如何?“若说马塞尔·普鲁斯特觊觎龚古尔奖,那真是太轻描淡写了。为了达到目的,他制订了一整套策略:在普雷·加特朗饭店吃午餐,在丽兹酒店吃晚餐,频繁的书信往来,发挥朋友圈的作用。罗贝尔·德·福莱尔斯、雷纳尔多·阿恩、路易·德·罗贝尔、罗贝尔·德雷福斯受普鲁斯特之托参加应 酬 ,以 笼 络 最 谨 慎 的 评委———雷翁·艾尼克和吕西安·德卡夫。至于莱昂·都德、小罗斯尼和亨利·塞阿尔的选票,普鲁斯特知道非他莫属。”(第30页)最后,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以“微弱优势”(6:4),击败当年大热罗兰·道杰雷斯的《木十字架》,获得1919年的龚古尔文学奖。

    类似“案例”,《在特鲁昂饭店那边》还提供了许多。我们不禁要问:龚古尔或其他文学奖,其存在的适切性、合法性何在?有必要看重它们吗?

    在我看来,虽然腌臜不能免———这里也有部分现实原因,龚古尔奖评委虽然文名显赫,但在物质生活方面并不都是富足的,有些还得倚仗国家资助金过活———龚古尔奖,布克奖,诺贝尔奖,还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再多几个也无妨。在普鲁斯特的龚古尔奖之争中,“对手”罗兰·道杰雷斯后来说了两句感人至深的话:“我在1919年龚古尔奖的角逐中败给了普鲁斯特,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如果我战胜了普鲁斯特,人们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第33页)。在龚古尔奖虚假的神圣性中,导出一种真正的神圣性,反过头来,又给龚古尔奖投下一层真切的神圣的光晕。

    伽利玛出版社的“二代掌门人”克洛德·伽利玛回击“掌控”龚古尔奖时说,他们没有出版瑞典学院成员的书,但“伽利玛出版社照样在30年内获得14次诺贝尔文学奖……”(第113页)。伽利玛出版社为法国文坛做出多大贡献,可参考阿苏里另一本优秀著作《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胡小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阿苏里认为,《追寻逝去的时光》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伽利玛出版社的功劳还在其次,龚古尔奖的作用最大。虽然如果没有龚古尔奖,《追寻逝去的时光》也会得到与如今几乎相同的地位。这句话中的“几乎”,是否可以去掉,值得讨论,不过龚古尔奖,的确让更多人更快见识到一座文学圣殿。或许,我们对一项文学奖的所有要求,仅在于这“更多、更快”而已。

    阿苏里的观点,在我看来,有一个错误。显而易见的,《追寻逝去的时光》获得巨大成功,普鲁斯特本人占最大功劳,不仅在于他写了《追寻逝去的时光》,还在于他为推广《追寻逝去的时光》“制订了一整套策略”。某一时刻,普鲁斯特好像并非《追寻逝去的时光》的作者,而是《追寻逝去的时光》最亲力亲为的广告商。

    敲钟提醒那些心不在焉的人

    喧哗时代,杂声太多,真正应该推到台前的事物反遭湮没。我们可以普鲁斯特为榜样:作者,要大胆宣扬他认为的自己的好东西;作为读者的我们,看到我们认为的真正的美好的事物,不惮于做一名赞颂者。时光,是检验一切的利器,这话之所以能成立,首先在于我们是否提交了什么东西待检。而且,我怀疑,芜杂如刻下,时光可能也会忙不过来,而让未经检验或经过检验却偷漏过去的事物大行其道。如果我们的时代,有我们时代的卡夫卡,那么请这位卡夫卡不必想着焚稿了事。要是没几个卡夫卡,我们也要争取更多马克斯·勃罗德。而且,我们也不必等卡夫卡死后再去赞颂他,我们要在他生前就去赞颂他,仿佛他已死去。或许,只有我们去掉了“洁身自好癖”,不怕腌臜了,才能保存美好。自然,那大声嚷嚷的作者大多数时候只不过是蹩脚货,那大声嚷嚷的称颂者大多数时候是盲目的。真正的称颂者,也可以充当真正的批评家的角色,反之亦然。文学奖最好的时刻,就是化身这样的称颂者/批评家的时刻。

    阿苏里说:“谈到文学生活,朱利安·格拉克说就像是一场富有仪式感的多姿多彩的盛宴。他说得很对。不过他对评委会里头的各种明争暗斗、各种平衡调节几乎一无所知。这会闹得沸沸扬扬?再好不过!大家越谈论,文学奖就越轰动,看书的人就越多,不仅是看获奖者的书,也看其他入围作家的作品,因为很多书商都会把它们摆在橱窗里。甚至落选的人有可能因为败北的种种传闻而脱颖而出。还是罗兰·道杰雷斯看得透彻,说文学奖之于文学就像钟声之于教堂一样:敲钟是为了提醒那些心不在焉的人。”(第3页-第4页)

    刻下,“心不在焉”的人,越来越多了,《追寻逝去的时光》等巨著获得的成功到底有多“巨大”,值得怀疑。如果,我们还承认严肃文学的存在还有些意义,那么,就让钟声来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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