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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省思,愉快的发见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4月10日        版次:GB14    作者:顾文豪

    《文明皇后》,胡兰成著,小北编,中国长安出版社2016年1月版,48 .00元。

    《无所归止》,胡兰成著,小北编,中国长安出版社2016年1月版,48 .00元。

    胡兰成的集外集《无所归止》、《文明皇后》,虽无体系可言,然要论其中发想之精到,议论之风生,触及时弊之准确,对时代的荒败与时人生活潦草之悯惜,都足令人掩卷三思。

    一

    与志在写出“中国民间,江山有思”的《今生今世》,以及“树立了我一生学问的体系”的《山河岁月》相比,新近出版的胡兰成集外集《无所归止》、《文明皇后》二书所录的文字———不论是胡兰成在杭州蕙兰中学的散文习作,闲居朋友斯颂德家时写的论文《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流寓广西时关于民众教育与民谣的言论,还是撰写政论之余的文艺批评,出走海外时所写的杂论———都可说是随手风流,闲散浮花。

    但一叶自有一叶的精洁,一花自有一花的尊严,虽然这些文字无体系可言,然要论其中发想之精到,议论之风生,触及时弊之准确,对时代的荒败与时人生活潦草之悯惜,都足令人掩卷三思。

    如论《金瓶梅》,胡兰成在《谈论〈金瓶梅〉》一文中直言是书“写得欠好”,“读了只有壅塞的忧伤,没有启发”,里头的人物“正如阴雨天换下没有洗的绸缎衣裳,有浓浓的人体的气味,然而人已经不在这儿了,也有熠熠的光辉,捏一捏还是柔滑的,可是龌龊”。究其因,乃在《金瓶梅》“太过代表一个时代”,而好作品应能“在描写时代中求解脱时代”,如此才有望臻于永生,一般的写实作品误以为“写实就是一切”,于是“走在一个时代的前头是很快就会落在第二个时代的后头的”。

    《金瓶梅》到底写得欠佳与否,大可见仁见智。但在胡兰成的言说里,分明可见他的历史意识与文学判准———亦即时刻从历史与时代的整全尺幅内去思考和评价一部具体的艺术作品。这里的时代并非我们言之成习的所谓作品背景,相反它是一部作品得以呈露特质抑或曝露平庸的一套文化政治“语境”,它流贯历史,也兼及当下,唯有在此语境中,一部作品乃至一个作家才能得到最全面也最严整的衡酌。时代与作品并非谁反映谁的刻板关系,而是如温庭筠词所谓“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互为依存与映照———文章不单是一个时代的鉴照,甚至即是时代本身,是时代不能加以欺瞒的最直接生动的展现。

    故此,胡兰成又在给曹涵美画《金瓶梅》所作序文中,直接借晚明文学在民国的流行而批评了时代的精神风气。他说道:“如今的时势,一种没落的气氛正威胁着中华民族,有梦可忆的,许多人都回到张岱的路上去了,有钱的都回到西门庆的路上去了,既无钱,又无梦可忆的,都回到袁中郎的路上去了。”不知别人读了如何,在我,则是由衷佩服,置之今日,也不失为惊听回视之音。

    记得张爱玲曾对胡说:“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这固然是情人间的赞语,但读了这两卷集外文,我想若将此语移用到胡兰成对时代的观察和体贴,怕也不致有什么大谬———他何曾只想做张爱玲的解人,他是要与整个时代相见欢,为时代的知己。

    而在清末以迄民国的变动时代里,胡兰成特别在意的是文艺在时代的乱象中如何自处,文艺能否不为时代的乱流裹挟而去,反以文艺自身造成一重塑时代的新力量。他在上世纪四〇年代给胡金人主编的《上海艺术月刊》所写的数篇文章,其核心的旨趣即在于此。

    这其中又以《艺术与政治》一篇最是精彩透辟。文中,胡兰成指出一切艺术都是宣传,因为“一切艺术要求共鸣”,但明确强调艺术绝非政治宣传的工具,且“艺术比政治更真实,便因为以喜怒哀乐来校核是非曲直,较之以权力来批准,以辩解来校核是非曲直要可靠得多”。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话》中曾说:“中国人亦以文章之美为最贵,但凡事自有本末,以视礼乐,则礼乐为本,文章为末,所以李白、苏轼皆不愿只做个文章之士,欧阳修对客多是谈政治,很少及于文章。”这话看似与《艺术与政治》一文相抵牾,其实不然。礼乐为本,文章为枝叶,因为文章是礼乐的一种知性与情意的表现,所以说“以视礼乐”,则文章为末。但礼乐不等同于政治,更不等同于权力。在胡兰成的观念里,文章既是礼乐的外显,也是激扬时代,重造礼乐之世的重要手段。

    二

    但胡兰成也不是要做时代的“天气预报员”。

    晚岁与朱家姐妹通信,胡教导她们好文章要能如“梅花传春讯”,亦即锐识于时代的先机,再以文章传布开去。但胡兰成的梅花传讯不是学问家那套夹缠的语法游戏,他最特出的地方,乃在于每能自具体而微的文化现象中探察到隐伏其下的政治社会思潮的变动,这方面我愿举出《无所归止》中所录的两篇大文章为例。

    其一是写于1942年的《五四以来中国文艺思潮》。就中最可注目处,乃是对鲁迅的特为彰表,文章点出“鲁迅的文学生涯,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潮最完整的表象”。胡兰成认为鲁迅是五四以来中国两种文艺思潮的否定者,其一是对以陈西滢为代表的“伦敦式的中国绅士”的否定,又一是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莫斯科式的中国绅士”的否定,前者是对“虚伪的做作”的否定,后者则是对“以文艺为工具”的否定。

    他指出鲁迅参加左翼,就思想层面而言,乃是其“终于认识了艺术的阶级性”。但他深知倘文艺沦为传单,则“只剩下了主义”。因此,鲁迅真正的功绩,在其“只是资产阶级文艺的叛徒”。

    鲁迅究竟是叛徒,还是导师,其实并非此文的关键。胡兰成毋宁是要借鲁迅之例来说明中国的文艺思潮同政治社会变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清末之后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乃外力所致,人们生活与情调的变动尚远在其后,这就导致一般而言的作为社会变革的产物的政治变革,反走到了“现代社会的要求之前”,也使得“政治思潮走在文艺思潮之前”。这种落后国为在政治上“迎头赶上”却在文化思想上“乱流而渡”的情形,往往会“把走在前头的政治倒拉回来”,最终造成政治与文艺的歧途,思想与现实的淆乱。

    又一则是1943年12月15日在《文友》上发表的《“文化本位”论战经过》。

    相较前文尚局限在文艺思潮的迁变,这篇不过二三千字的文章处理的却是一个中国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如何因应归趋的“大哉问”。

    在胡兰成看来,自从西方人的枪炮船舰砸开了中国人的大门,中国文化往何处去就成为知识人时刻为之萦心焦虑的问题,歧义纷披的诸般论说———不论是顽韧的复古还是趋时的开新———都始终与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变动息息相关。易言之,完全将近时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的种种议论视为书斋内的闭门之言,而不顾这些议论与所处时代的社会变动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未免见之不远,失之迂阔了。

    他总结道:“最早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是张之洞他们在满清皇帝之下安心做官的理论;以西学为孔子的‘小康’说,是康有为他们主张君主立宪的理论;把东方的文化看做玄学,是五四运动酝酿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而梁漱溟的东方文化及其哲学出现,则是主张‘阶级协调’的国民党政权相当稳定时期的理论。”

    而那些貌似拥抱西方文化的“聪明人”,胡兰成也加以辛辣的嘲讽:“他们十分爱好西方文化的腐烂部分,从那里学到新式防腐剂,用来保存中国的木乃伊。他们憎恶的乃是西方文化的过去光荣的遗留部分、资本主义的革命遗产,与其当前正在开始的转变,那足以使人回忆、而惊叹于现状,并且得到前途的启示的东西。”

    时代无言而亦处处有言,关键是要善听善思。善听,才能听出历史的弦外音;善思,才能辨得时代的新归趋,就此来说,胡兰成确是时代的“知己”。除了在思想文化的变迁中发见现实政治社会制度的变动之外,另一特别值得注意之处,在其特具世界视野,虽然胡一向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我以为他终究不能同那些自说自话、闭目塞听的村夫子相提并论。

    正如他在1941年5月4日发表的《纪念“五四”》一文中所说:“然而五四运动还是伟大的。它把中国文化提到世界文化的场面上去再估价。也正是这一点,使许多后来的人感觉不愉快,说它打击了中国文化,并且即刻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条来纠正它。但也仍然有人以为文化的差别一种是进步与落后的差别,一种是民族间的差别,因为这两者容易混淆,而且往往故意的被混淆,所以弄到以保持落后为保持民族文化,而体用之说则徒然成为一种玄语。至于最动人的中国固有道德与东方精神云云,也需要加以考订。东方精神并不能帮助我们发扬民族文化,例子是,德国与英法,都是西方精神,但他们的民族意识的界限还是森严的。由此可知,我们如果接受西方精神,不见得就迷失自己,而执着东方精神,不见得就能发现自己。我们要保持民族的道德,也须注意不要变成保持了宗法社会的遗规。”

    三

    南粤刘铮兄曾撰文《批评家胡兰成》,揭出胡兰成作为现代批评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指出胡一生都用功“理论的文章”,且对胡氏文章重加界范,“胡兰成的文章,要是归类的话,怕也得归入子部”。

    这或恐不仅是对胡文的重新界定,更是对其本人的重新评定———从偏于文学一隅的批评家转为全面而又专注的文化思考者。我愿稍进一解的是,我以为终其一生与所有著作———从回忆录、散文、思想论文到杂文政论———胡兰成或许都在尝试书写一部中国文化史。透过对中国文化史的追溯与展开,胡兰成真正要做的是在乱流横渡的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危机下,尝试给出他自己的解答与回应。

    在1945年的《文明之再造》一文中,胡兰成抛出一个问题,迭遭战争摧折破坏而又不致灭绝殆尽的文明的种子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这破坏不了的一点种子,乃是人类文明的传统”,“文明的传统是人类千万年在物的世界生活下来的升华”,因此即便屡经硝烟,文明的传统却终究金身不坏,而转为文明续命生发的新源头。

    同样,在胡眼里,二战也不仅是世界范围内的大战,更是一次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大战,是一次对于文明的检试,此后将会有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制度的大变动。因此,问题不仅是胜负输赢———“像现在这样子打仗,只在那里报仇雪恨,你要击灭我,我要击灭你”———更在于中国要打开一条新路,造成文明的复兴。而方法则是将中国文明的传统加以激扬和重新的肯认,尤其是“人的发见”,而“只有以人生做底子的文明能解决战争,并且解决战争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此我不拟对胡兰成的观点加以评判。我只想提请大家注意,即便是最切近时局的政论抑或最柴米油盐的人生缕述,他都试图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史的全幅理解之中,如《无所归止》中《知味如知音》、《琴棋书画》、《书论三则》、《阅世五则》以及《文明》中《文明皇后》、《崔浩》、《读〈北史〉二则》诸篇。换句话说,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是现实政治里的刀枪炮火,而是经由历史文化的探索,来突破当下的政治文化危机,进而寻求中国文化承传续命、别途拓新的可能与路径。

    主张“大势变迁论”的蒙文通特别强调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所谓“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他曾有言:“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如果借用这一说法,那么不妨说胡兰成八面来风的谈说———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艺术的———正是系于他对中国文化的通盘理解而延展出的一枝一叶,重要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胡兰成透过这些彼此为邻的事件,究竟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怎样的中国文化大势变迁的图画。

    记得罗志田先生曾这样描述钱穆,“钱穆总是能看到比较愉快的东西”。那当然是一个不太“愉快”的时代,但不论是钱穆还是胡兰成,都孜孜以求在荒败乱离的世景中发见一些愉快的中国风景。这种“愉快”的发见,从根底上而言,乃是根植于历史而朝向未来的,是对于身处同一文明共同体中人共同历史境遇的揭示,更是一种建基于理解与反省的历史价值的探寻,而只有抱持这种文化主义的历史思考,才有可能修古以更新,真正重建崩坏的文化秩序。

    ◎顾文豪(自由撰稿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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