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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形”与“影”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4月03日        版次:RB06    作者:遆存磊

    《鲁迅形影》,董炳月著,生活·读 书·新 知 三 联 书 店2016年1月版,58 .00元。

    遆存磊 自由撰稿人,北京

    鲁迅,在国人的心目中其形象如之何,或可各异,不过假如有一出戏剧,让秋瑾女侠和鲁迅谈起恋爱,并婉曲哀怨:“你是怎么也不会为了我而改变想法啊?……说到‘爱’,对于像男子一样的我,而且是随时准备去死的我,你绝对不会有那种感情的。可是,你难道就不能可怜我,到绍兴来吗?”云云,我想多数人是接受不了的。其实这是日本剧作家霜川远志所写《戏剧·鲁迅传》中的“悬想”,所谓“霜川鲁迅”是也,乃日本民间于鲁迅形象的投影之一种。

    学者董炳月的新著《鲁迅形影》,阐述鲁迅之“形”与“影”:“‘形’即‘原形’的‘形’……可以置换为‘本体’,鲁迅之‘形’即‘鲁迅本体’,类似于日本鲁迅研究专家伊藤虎丸先生的‘原鲁迅’概念”;“‘影’,即‘形’的投影。一切对于鲁迅的理解和阐释,对于鲁迅思想和精神的实践,皆为鲁迅之‘形’的次生品,即鲁迅之‘影’”。如霜川远志之《戏剧·鲁迅传》中的某些情节,固然在我们看来未免匪夷所思,但仍是“形”之投影,“在日本人的伦理观念中,‘多情鲁迅’式的行为并不构成罪恶”,有着剧作家对鲁迅的独特理解,探究是中况味可发现一个更丰富的鲁迅。

    所谓“形”的追索,可见于某些“神话”的探源。如鲁迅在仙台的留学生活,存在着鲁迅记忆中的藤野先生与现实中的藤野先生之区别,这早经人说,而在鲁迅笔下,另一位中国留学生施霖的“缺席”同样耐人寻味。《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等,均予人印象仙台仅鲁迅一个中国留学生,而事实上,留学名录和照片都显示,仙台还有一个叫施霖的中国浙江籍学生。鲁迅为何会绝口不提此人,董炳月这样分析:“既然青年鲁迅去仙台留学是为了逃避清国留学生,那么施霖的出现首先意味着鲁迅逃避的失败”,“在当时同一校园仅有的两位清国留学生中,鲁迅努力证明中国人的能力和尊严,而施霖却有意无意地证明着中国人的低能———同时证明着日本学生‘疑惑’的合理性。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鲁迅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人对于不愉快的经历会有趋避心理,鲁迅亦不例外。对藤野先生的某种“拔高”(可对比藤野严九郎的自述),摒除另一中国留学生施霖的存在,“仙台神话”的诞生大致如此。

    另如鲁迅晚年的孔子观,研究者众说纷纭,有不同意见。董炳月以1935年年底的小说《出关》和1936年年初的《〈出关〉的关》等文本为中心,考察这一时期鲁迅对孔子的看法,“如果把‘孔子’分为政治、道德、人格三个层面来认识,那么鲁迅重构并表示认同的‘孔子’主要是第三层面即人格层面的。这种孔子观与鲁迅早年建立并一生坚持的‘立人’思想一脉相承。鲁迅批判的是扼杀个性、侵犯个人权益的儒教思想与儒教制度,肯定的是有助于张扬个性、符合现代人格的儒家现实主义精神与进取精神。对于鲁迅来说,重构孔子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乃至中国传统知识人本质的过程”。五四时代,启蒙者们对孔子及其徒党做不遗余力地攻击,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同样,时代更迭之后,对孔子与儒家思想做重新估定,亦是时代的要求。

    在“影”的投射一面,可让我们以多视角看到“鲁迅”的空间与可能性。如前述霜川远志的《戏剧·鲁迅传》,对“多情鲁迅”的塑造似有些荒诞、荒唐,但这并非无源之水之胡编乱造,而是根源于鲁迅自己的观点:“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不必讳言要吃饭。”霜川远志只是在鲁迅观念的基础上,“在食欲与革命、性欲与恋爱之间建立其直接联系”。这种“杜撰”可以说是一种戏剧的结构方式,而非对中国这位伟大人物的“解构”。

    董炳月曾翻译过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这样一部微观文学史,就更是鲁迅之“影”的投射。如仅仅一个“碗碟偷窃事件”,即聚讼半个多世纪,纠结于盗窃者是杨二嫂还是闰土。事情虽小,但自小切口却牵涉出太多意蕴,“对‘碗碟事件’的重新解释将促使人们重新认识《故乡》这篇小说的意义结构与‘五四’时期鲁迅的思想体系”,自非虚言。

    能够探究鲁迅的“形影”,必是以一种平视的角度,这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只要稍稍翻检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史即可看到。而阐释空间之大与可能性之多层面,既反映了鲁迅的伟大,或亦透露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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