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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版《楞严经会解》借用元版刊记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3月13日        版次:RB05    作者:高山杉

    高山杉 学者,北京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很多程式化的文章,只要把里面某甲的名字和事迹一换,再将文字作一番调整处理,马上就能用到某乙、某丙或者某丁的身上。墓志就属于这类程式化的文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康鹏在其新作《白居易诗文流传辽朝考》(《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中指出,辽代《耶律(韩)迪烈妻萧乌卢本娘子墓志》实际上是从白居易为元稹之母撰写的《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抄撮模仿而来的。这是一个可以较好说明墓志之为程式化文章的例子,但用它来证明白居易诗文集在辽国腹地的流传以及契丹人对白氏诗文的热衷似稍显不足。

    古书印本的刊记中也有这种程式化现象。我最近看到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跟元代禅僧天如惟则(关于惟则的生卒年等问题,可参看杨维中的论文《元代临济宗高僧天如惟则生卒年、出家时间考》,《佛学研究》2013年总第22期)的主要著作《楞严经会解》有关。《楞严经会解》曾于元末先后被刻为梵夹本和方册本流通,其中的方册本更是成为后来各种明版方册本的祖本。像日本记者、时事评论家小汀利得(1889-1972)所藏五山版《楞严经会解》,刻于康应二年(1390,相当于洪武廿三年),也是翻自元版方册本(参看反町茂雄《搜书家·业界·业界人》第113页图版)。关于《会解》的募刻经过,在元版方册本后面所附僧人克立(据杨维中文,他就是《天如惟则禅师语录》中多次出现的“卓峰立”,欧阳玄《师子林菩提正宗寺记》提到他撰有惟则的事状)写的刊记中有着详细的记述:

    《会解》并前后叙引随本经通为十卷,昨于甲申岁间尝刊为梵夹广行矣。或谓梵夹固佳,惟四方禅讲游学之士尚恨包笈中将带未便,于是吴郡张子明倡率同志复刊为方册,盖各从其便耳。书之者,同郡罗元也。施梨板者,王文勇也。其点校参详劝募营办者,宜春嗣讵,华亭师训、善遇,高昌正因也。刊始于至正壬辰之暮春,至十有一月而工毕。所冀施者书者协力以赞成者,闻者见者读诵而受持者,福籍缘兴,道因言显,字字放光现端,永资圣化而法印宣传,人人发真归元,不历僧祇而佛果成就。临川克立谨再题。

    这篇刊记主要谈到了以下一些事实。至正四年(甲申,1344),《会解》先刊为梵夹本流通。但是,由于梵夹本携带不易,吴郡的张子明等人就有意将其刊为更加便于携带的方册本。方册本《会解》始刻于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春末,至当年十一月刻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写样上版的是同样来自吴郡的罗元,施舍刻经木板的是王文勇,而负责经文校阅、资金募化等相关事宜的是嗣讵(危素《天如惟则禅师语录序》里提到的《语录》的募刻者)、师训、善遇(惟则的弟子,《天如惟则禅师语录》的编者)和正因这四位僧人。就是这篇刊记,成了后人进行改头换面工作的对象。

    事情是这样的。2015年年底,我买到一部明版的《楞严经会解》,只有第十卷,也就是最后一卷。虽说是个残本,但包含的信息却不少,所以我决意要把它买下来。这些信息罗列起来,大概有这么五项。第一,每叶上面都有很多批注,字体是明朝人的。第二,书后有一篇未见著录的刊记,记述了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妙庆、师鉴二僧在南京刊印《会解》的经过。第三,上述刊记的后面,还有一篇专属于本卷的刊记,记录了分担第十卷募刻任务的施主一家。第四,两篇刊记的后面,更有一篇未见著录的前僧录司右讲经兼南京大报恩寺住持唯实(日本藏经书院《续藏经》所收《盂兰盆经疏孝衡钞科》有宣德己酉[1429]春二月僧录司右讲经兼大报恩寺住持沙门一真叟唯实的序,应是同一人)的跋。这篇跋作于正统十三年(1448),从唯实本人的角度记述了妙庆、师鉴二僧刊印《会解》的经过。第五,书末附有风格十分古朴的韦驮像和莲花书牌。总之,我买到的这本《楞严经会解》是比较希见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未见收藏。

    现在,我想专门说一下第二项,就是那篇未见著录的刊记。我先把它抄在下面:

    《会解》并前后叙引随本经通为十卷,尝刊为梵夹广行矣。惟四方禅讲游学之士尚恨包笈将带未便,于至正壬辰岁,吴郡张子明倡率同志复刊为方册。于正统间,河南沙门妙庆同锦城师鉴往游江浙,至中吴获《会解》二册,回至金陵,访诸经局,尚缺此板,发心鸠集众缘,命工重刊。施梨板者,陈福庆、罗圆成等。今刊工毕,所冀施者助者协力以赞成者,见者读诵而受持者,福籍缘兴,道因言显,字字放光现端,人人发真归元,永资圣化而法印宣传,不历僧祇而佛果成就。谨题。

    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了,明版《会解》的刊记不过就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元版《会解》的刊记。首尾基本保留了元版刊记的文字,中间则根据不同的情境做了相应的调整处理。试想一下,如果元版的刊记失传了,我们多半会以为明版的刊记是一篇独立创作的文章罢。这就是古书刊记之为程式化文章的一个例子。

    明版刊记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妙庆和师鉴往游江浙,在中吴所获《会解》二册,到底是梵夹本,还是方册本?按照文章的理路,方册本应该比较合理,但是方册本的《会解》似乎不可能只有两册。只有两册的话,那就是残本了,照着残本如何重刊?难道说后来又得到全本,但在刊记里省掉了进一步的交代?第二,刊记提到二僧回到金陵,“访诸经局,尚缺此板”,这里的“经局”指的大概就是设在南京大报恩寺的刻印《永乐南藏》的机构,而《永乐南藏》当时正好缺《楞严经会解》(参看陈士强《〈阅藏知津〉要解(下)》,《法音》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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