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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浪漫”是怎么来的?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3月13日        版次:RB02    作者:卢德坤

    《法国人如何发明爱情》,玛丽莲·亚隆著,王晨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版,50 .00元。

    提及法兰西,人们必强迫症般说它是“浪漫”的。不错,是浪漫。可法国人缘何浪漫?为什么一定是比美国人、新西兰人或中国人浪漫?我们则未必晓得。包法利夫人早年通过文学作品所得的浪漫印象,“全都以爱情、情人和甜心为主题……男士像狮子般勇敢,像羊羔般温顺,在品德上前无古人,而且总是衣着得体,哭起来就像喷泉”,我们对法式浪漫的认知程度,跟包法利夫人比,相差几何?

    美国的法国文学专家、女性文化史作者玛丽莲·亚隆这本以法国文学作品、法国文人雅士的行止为依托的《法国人如何发明爱情:九百年来的激情与罗曼史》,能解答我们的一些疑问。

    如副题所示,玛丽莲·亚隆从崇尚“骑士之爱”的中世纪说起,途经文艺复兴、“风流世纪”,再到司汤达、巴尔扎克、乔治·桑、福楼拜等文豪生活的资产阶级世代,直至弗朗索瓦·奥朗德总统花边新闻满天飞的刻下,论及的范围很广,笔调平易轻松,编排又得当,既富知识性,又有趣味,读者是比较容易进入的。除了让我们对法式浪漫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外,此书或许还能诱发读者去发现、探索、重温玛丽莲·亚隆倚仗的锦缎似的法国文艺作品。在我看来,这是比单纯了解法式浪漫还重要的事情。

    一

    《法国人如何发明爱情》开篇就是重头戏。现今的共识是,法式浪漫,肇源于被普遍认为“黑暗”的中世纪。那时节,法国人发明了一种叫做“骑士之爱”或曰“宫廷恋情”的东西。据玛丽莲·亚隆描述,十二世纪初,阿基坦公爵纪尧姆九世用普罗旺斯语创造了最早的游吟抒情诗,戏剧性地颠覆了传统,“倒置了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让女性的力量凌驾于男性之上”。据出生于巴格达的法国艺术史家、诗人塞 伦·亚 历 山 德 里 安(S a ra n eA lexandrian)《西洋情色文学史》(赖守正译,台湾麦田出版公司2003年8月第一版,大陆版即出)一书的说法,纪尧姆九世这是把情爱关系和“封建效劳制”(servicefeodal)融合为一了:贵妇化身封建君主,而男人则成其附庸。

    从此,法式情爱便走上这一“女尊男卑”的道路,玛丽莲·亚隆甚至说这是“女性化”道路。说起来有点难以想象,包法利夫人可能会因此大跌眼镜:这位发明法式浪漫的公爵,本人并不倜傥,喜用暴力强抢民女或贵妇,就像占有邻邦土地一般,早年,甚至仅当女性为泄欲工具。“如此粗鲁的男子居然是浪漫爱情的始作俑者,这无疑是历史的反讽之一。”玛丽莲·亚隆写道。这也相当于是,粗俗薛蟠,摇身变了风流宝玉。

    他大唱女性赞歌:“若我的女士愿给我她的爱,/我将欣然接受和感激涕零,/将其藏起或公之于众,/按她的毫无说话行事……”他还叫她们,“我的主人”,仿佛要五体投地似的。不错,法式浪漫的一大特点是,怎么肉麻怎么来。从此以后,关于英勇骑士和他们爱慕的美丽贵妇的抒情诗和韵体叙事作品开始风行,甚至波及英格兰和意大利。其中,推助最力的,是诗篇中被赞颂的宫廷贵妇们。在身为艺术赞助人的贵妇的庇护下,诗人们创作力蓬勃。女人,准确来说,是上流社会的女人,开始无限度地接近于女神。

    玛丽莲·亚隆发出这样的赞叹:“十二世纪的法国,出现了爱情史上前所未有的东西,一场文化爆炸宣布情侣有权冲破社会和宗教的全部阻力享受激情。”

    的确,此后,拉法耶特夫人笔下能得到浪漫爱情最后却凌然拒斥的克莱芙王妃,莫里哀和拉辛分别调笑、悲叹、剖析的爱情,普雷沃神父创造的“蛇蝎美女”曼侬·莱斯科,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司汤达的爱情论,巴尔扎克的“姐弟恋”(玛丽莲·亚隆以及其他许多人可能要称之为“母子恋”),福楼拜的反浪漫主义,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男同性恋者对于女性的疯狂仰慕、礼赞,萨特和波伏瓦订立的“自由爱情契约”(此二人铺开的情网特别复杂,两人分别有其他异性情人之外,波伏瓦还征服了萨特没有追到手的一名女学生———因此,波伏瓦除了是萨特的情人,还可以说是萨特的“情敌”———并共同“分享”另一名女学生。详见《法国人如何发明爱情》第十四章),等等,都是建基于十二世纪这场“骑士之爱”的发明。

    奇妙的地方在于,最初,“骑士之爱”,似乎只是存在于纸上,似乎只是为了满足一些上流社会人士的性幻想。然而,言词,是一种创造性事物。它说,爱情要这样,然后爱情也就真的这样了。

    二

    玛丽莲·亚隆指出,法式情爱讲求肉体性,法国人民是不惮于在任何时候任何年纪做那一档子事的,这从纪尧姆九世的游吟诗中就表现出来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十二世纪以降,法国的好男好女们,是一点“礼义廉耻”也不想讲,总是盼望及早投入肉体纠缠中?恐怕,并非如此,这里有一种“肉体的迷思”。塞伦·亚历山德里安说,在言语上显得极为炽热的“骑士之爱”,在事实行为上并不是一拍即合的:虽然,一开始,游吟诗人看到或听到贵妇的面容或声音,往往就觉得自己被丘比特之箭射中,有的甚至只听说了贵妇名字就已着迷———这与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主人公、叙事者马塞尔的病症颇为相似———但“宫廷情色将性行为尽量往后拖延,因为深恐一旦发生过性行为后,男的就不再儒雅体贴,女的也不再引人遐想”。

    由此可见,中世纪人和现代人一样,知道“障碍”的存在对情爱具促发、刺激作用,拖延,将使爱欲强度最大化,得不到的总是最好失去的就是天堂这一类道理。玛丽莲·亚隆总结的法式情爱的另一大特征———恋人要“能说会道”,即“大鼻子情圣”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最擅长的那事,亦为这“肉体性”做了补充。

    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被遗弃的女人》(收入《人间喜剧》第三卷“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中,有一个无名无姓的意大利女郎,在她看来,法国小说太过迂回,“这些可怜的情人,为了一个上午就可以安排好的事,竟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我真不明白是为什么”。的确,巴尔扎克描绘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但也有很多纯情的、最后总是覆没的恋人,在爱情方面,追求风雅。顺便说一句,据塞伦·亚历山德里安考察,我们常说的“法式热吻”,可能起源于意大利,后来才在法国发扬光大。

    三

    在《法国人如何发明爱情》一书中,玛丽莲·亚隆只在零星几个地方强调说,情爱关系形态,受社会形态规制、形塑。可大部分时候,她对法式情爱的阐释,是站在文化的、心理学的层面上,而非政治、社会、经济的层面上。我们因之得到的大体印象,是法式情爱,多由杰出的个体的心性、言词、创作推动而已。因此,需要特别说一句的是,如果读者只得到这种印象,对法式情爱的理解,是偏颇的。对此,玛丽莲·亚隆自己也不是没有意识。她说,要好好描述法国情爱史,起码要写上十卷才够。

    举例来说,玛丽莲·亚隆在书中描述过的,我们在法国十九世纪小说中也常读到的一个现象是:年轻女性,多嫁给年长许多的贵族男性,一个十八岁,另一个却已六十岁了。何以如此?玛丽莲·亚隆没有具体的解释。我们可以参考日本的法国文化专家鹿岛茂在《明天是舞会》(吴怡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一书第五章《贵族的婚姻》。鹿岛茂说,“在十九世纪前叶,结婚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家庭和家庭,倒不如说是金钱和金钱的结合,当然,虽说通称为‘金钱’,但其中的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也会被换算成分数”,爵位、美貌,都属于无形财产,程度越高,分数越高,“不可思议的是,‘气质良好’这一点几乎得不到什么分数”。无有形财产但美貌的女子,在被规训之下,大多数时候是只能嫁给年长的有权有势男性,“讲得直白一点,就是等死的六十岁老人(当时人类的平均寿命是五十岁)”,女人只要等五六年,“不管是财产还是家世都成为你的囊中物,不用说五六年,只要生了孩子,你就可以过得像个外人,不管你是要交男朋友,还是要做什么,全都是你的自由,因为规矩就是这样啊”。

    通过对拉克洛《危险的关系》、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分析,玛丽莲·亚隆也揭露了法式浪漫的一些阴暗面,但鹿岛茂是把底子里一些大家都知道但却不直接说的东西搬上了台面。这些“阴暗面”,也存在于法国之外任何地方。读了鹿岛茂上述描述后,还有多少人觉得法式浪漫仅仅是浪漫?

    可是,法式情爱神奇的地方在于,即使“制度”阴暗,人们还是可以将之转向浪漫的一隅。上面所引的鹿岛茂的说法已经提到,只要生了孩子,不用等丈夫去世,法国贵族女性就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用自己通过婚姻得到的名与利,再去诱惑年轻英俊但是缺少有形资产的男子,来一段“骑士之爱”。鹿岛茂说,在法国贵族宅邸里有一幅奇特的景象:夫妻之间分居左右两侧,只共同分享大客厅和餐厅,各自有各自的楼梯,供各自的情人上楼(年老丈夫也可能再有新情人)。等到做丈夫的死去,贵妇也老了,财产可能又转到那曾经年轻英俊的男子手里,这男子年纪也大了,于是便可以去娶漂亮的年轻女子。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循环结构,“规矩”因此而生。在这里,婚姻所扮演的,可能就是一个促发、刺激浪漫的“障碍”的角色。有人会说,如果除去这“障碍”,只留浪漫爱情,就完美了。可事实是,如果没有这“障碍”阻制,浪漫恐怕也会一同死去,它们是互为表里的。真正的创造,或许只能寓于这种“矛盾”之中。

    而且,如玛丽莲·亚隆所说,时光荏苒,法式浪漫情爱早已从贵族社会流转至各阶层了。二十世纪初,出生于外省的法国双性恋女作家柯莱特,嫁了一个比她大十四岁的丈夫、“祖上从事出版业的正派天主教家庭的浪荡子弟”威利·高蒂耶-维拉尔。婚内,两人各自有外遇,也有过同一名女性情人。柯莱特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半自传小说《巴黎的克劳迪娜》和《婚后的克劳迪娜》中。照小说的描述,做丈夫的不仅不阻止妻子的同性恋情,还大大鼓励之,“和许多男性一样,他对女同性恋感兴趣,并表示:‘你们女人可以为所欲为。这很迷人,而且不会有任何后果。’”

    玛丽莲·亚隆在书中还提到她的一位生活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国女同学。不像十九世纪的贵族,也不像二十世纪初作风大胆的女作家,这位女同学似乎只是个平常人,不过,她对玛丽莲·亚隆说,自己要早早去结婚,因为婚姻不是自由的终结,而是自由的开端。

    十二世纪以降,法国人在婚外“享有”爱情,不管在哪个阶层,似乎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这种从上至下,各个阶层,都在公开推崇情爱,深怕别人不知道的景象,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法式情爱的独特性。美国另一位文化史家彼得·盖伊在《布尔乔亚经验(第一卷):感官的教育》(赵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第一版)重点考察的一个案例是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兄长奥斯汀·狄金森的婚外情人梅贝尔·卢美思·托德。梅贝尔生活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个有妇之夫,与丈夫也颇为相爱。从她的少女时代,到与奥斯汀·狄金森相恋,乃至后者去世,梅贝尔留下各种日志,照彼得·盖伊的说法,这些日志的火辣程度是无与伦比的,即使是乔治·桑,也难望其项背。通过这些日志以及其他旁证,彼得·盖伊发现,梅贝尔的丈夫大卫·托德也有外遇,同时知悉妻子的一切。他与奥斯汀·狄金森也是好友,不仅没有阻止妻子与他的恋情,也是大大鼓励,不仅与好友谈论共同的爱人,甚至陪他们出游。

    很明显的,托德夫妇与柯莱特夫妇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彼得·盖 伊 说 :“对 于 情 感 表 现 的 态度……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阶层之间都相差悬殊。但是,除了细微的差异和变化之外,对于每一种独特的历史研究来说,资产阶级理想和行为的多样性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欲望和焦虑的集合。”但是,在这里,虽然有着相同的“欲望和焦虑的集合”,但两者之间差异是明显的、巨大的。在私人日志中写得再火辣,生活于浓重美国清教主义氛围中的梅贝尔在公共场合是完全不能谈论恋事的,虽然她的邻人统统知道,背地里也不知说了多少闲话,但见了面还是客客气气,当完全没这一回事。这就相当于,H B O虽然拍了像《欲望都市》这样的电视剧,还拍了其他动不动就出现裸女的电视剧、电视电影,好莱坞大片虽然不断歌颂爱情,但美国依旧是个右翼国家。玛丽莲·亚隆说,二十世纪美国女同性恋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只有在巴黎,才能建立她的“一夫一妻制”美式家庭。而在法国人眼中,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那点事儿,根本不算事儿。当然,像萨科齐、奥朗德这些法国“风流总统”在美国,也是完全没有上台的可能性。

    玛丽莲·亚隆慨叹,如今,人们是越来越不懂浪漫,也不需要浪漫了。不必她来说,我们一般人也都能体感到“衡量配偶物质资产与社会资产,已内化到爱情心理与欲望的潜意识结构里了”(社会学家伊娃·伊露兹语,转引自劳拉·吉普妮斯《反对爱情:那些外遇者教我的事》一书,李根芳译,同心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而且,法式情爱的独特性,是无法移植到其他地方。就算真的移植到……中国,比如说,恐怕人们也是要起而大力挞伐之,斥之为不道德。

    这个世界已经注定了,有一些人享受法式浪漫,而另一些人只能钦慕法式浪漫。但是,我们可以揣想之、亲炙之,弄懂它的原理,发现它的创造性。或许,这也就够了。

    □ 卢德坤(自由撰稿人,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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