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渡:台湾“经济奇迹”的秘密是“头家娘”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3月13日        版次:RB03    作者:朱蓉婷

    《一百年漂泊》,杨渡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 16年1月版,48 .00元。

    杨渡在方所书店现场。

    杨渡

    台湾诗人、作家。1958年生于台湾台中。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中国时报》副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2008年起,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筹办过“两岸汉字艺术节”(与文化部合办,已举办第五届),举办两岸大学生书法交流展等十余项两岸文化活动。著作主要有:诗集《南方》、散文集《三两个朋友》等。

    上周,台湾作家杨渡携自传体长篇小说《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来到广州方所书店。

    杨渡是台湾诗人、作家,1958年生于台湾台中,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中国时报》副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此次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新著《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以其父亲从70年代开始磕碰起落,终而成为成功的锅炉制造业者的一生故事为纲,以一个平凡的台湾人家族,在政权更迭、经济转型、社会巨变之际所遭遇的故事,折射过去四十余年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变迁。

    讲座一开始,杨渡问观众中有多少是广州人,结果只有两人举手,“我们都是在都会里漂泊的人群。当我们还保有对传统的记忆,却要面对工业文明的不断卷动时,各种价值观如何魔幻般地并存在我们身上。”

    当天的讲座现场如同一堂生动的台湾历史课,杨渡从日据时代开始,勾勒出台湾从殖民地到现代化的完整历史弧线,“西方走了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台湾只用了三十年,大陆可能更短。我们急速地被推到城市里去,但在农村却还有我们的父亲母亲。从农业到工业文明,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里大概只有这个瞬间。这个转变,其间的艰难困顿挣扎,过去了就不再有,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要留下记忆。”杨渡说。

    专访

    南都:《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应该算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打算写它的?

    杨渡:1995年,我去美国的时候,美国人都在讲“亚洲经济奇迹”。他们把这个“奇迹”归结为我们有儒家思想,有勤俭、传统的美德。但是我成长的经验告诉我,父亲母亲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什么:家道中落,父亲为了躲债流浪各地,母亲逃亡,整个家庭差点破产、流离失所,这个过程怎么能用“经济奇迹”四个字讲完呢。所以我想写这本书,让大家了解这个所谓经济奇迹背后的故事。后来断断续续地写,一直到2012年,父亲病重,才开始认真从头开始写起。

    南都:以家族变迁来写60年代以来的台湾历史,在场景的选择上你有哪些考量?

    杨渡:在场景的选择上也是很典型的。60年代的农村,大家找不到出路,干出了很多傻事,有人说养小鸟赚钱,大家就到处抓小鸟,整个村子都是鸟叫声。后来台湾的加工出口型工业成型了,我会去思考,在经济巨大转型下,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会碰到什么困难,比如一个传统的农民,他没有工业、金融知识、现代化管理的训练和能力,怎么办呢,他就会借到高利贷,碰到各种技术上的失败,被骗钱,这个摸索的过程以我父亲这个人物为原型,所以就写了父亲的锅炉工厂失败,母亲开始逃亡的故事。

    还有一个考量,就是这段历史中女性的作用,我写我的母亲。过去有人说,台湾经济奇迹有两个秘密,一个是女工,一个就是“头家娘”。

    南都:这个“头家娘”好像也是这本书里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在台湾文化里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杨渡:其实就是“老板娘”。过去台湾有一个学者研究发现,台中中部地区的中小企业能生存下来都是因为“头家娘”,这个人像厂长又像营运长,男的负责在外面拿业务,做技术上的开创,“头家娘”包揽了家长、财务兼仓库管理员多重任务。其实“头家娘”才是中小企业的管理者,是她们扶持了中小企业的成长。

    南都:这本书台湾版的标题叫《水田里的妈妈》,是更加突出了“头家娘”的作用吗?

    杨渡:内容上和大陆版没有什么不同。从标题上看,《水田里的妈妈》以母亲为主体,《一百年漂泊》讲的是台湾男性的奋斗,一个男性视角一个女性视角,二者合起来才是台湾经济发展过程完整的面貌。

    大陆读者也许会对“水田”的印象比较陌生,可能只有生活在南方的人才领会得到水田是什么感觉,反而对漂泊这种大时代的意象会比较清楚。

    父亲所有的跌跌撞撞,他的失败,卖掉祖父的土地,付出家族流离失所的代价,最后都是靠我母亲在维持家庭的生存。我母亲逃亡之后被捕入狱,出狱以后帮我父亲管财务,家里所有的工作才安定下来。所以女性在这里是很重要的力量,为什么叫《水田里的妈妈》?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里,男人都是在外面冲撞、寻找机会、冒险,可是他不懂怎么去守住事业,最后是靠着女性把家业守住。“头家娘”是工业化的风浪里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南都:所以对于这段历史,你更认同女性所体现的价值吗?

    杨渡:对。男性只会去闯荡,但他到底闯荡出什么结果他自己也不知道。

    南都:你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吗?

    杨渡:我是一个不晓得什么作家。他们觉得我更像“游侠”,我更关注的是弱势团体和社会运动。

    南都:你好像还特别关注环保议题,书里也有一段很长的注释提到“反杜邦运动”和“反李长荣化工”的事件。

    杨渡:上世纪60到70年代急速发展,台湾付出了一个很大的代价。在当时为了引进加工出口型工业,许多带有公害性质的工业,化工厂,农药厂造成土地污染、环境破坏。当时台湾人没有警觉到这个严重性,看到五颜六色的河流还觉得很好玩,结果鱼虾就慢慢死掉了。

    南都:那后来台湾的环保状况怎样?

    杨渡:后来台湾很多污染工业都外迁,建立了很多环保法令,民众的监督力量也变强,台湾的环境在慢慢改善,但这个过程也要十几二十年。

    台湾有一点做得还不够。环保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烧煤的悬浮微粒可以用设备解决,高铁都可以输出了,为什么环保设备不行呢?台湾的size太小了,做不到这点,都是靠进口,但是我对大陆在这方面还是很有信心的。

    南都:所以你觉得,过去这几十年的社会转型中,台湾可以提供的经验是什么?

    杨渡:主要还是环境这方面。再来就是农村吧,很多经济发展过程中,会牺牲农村成全工业,但是农村不仅仅是农业产值的问题。台湾过去在70、80年代遇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变成一个避风港,一些失业的工人可以回到农村,闽南话叫“度小月”,度过他这段艰难的日子。每年的春运,两亿人在路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漂泊的意象。这在大迁徙的过程中,很多人到城市都还没有安定下来,我也是前不久才意识到,我没办法再回到家乡过耕读的生活了,也许会在台北市一直住下去。家里的农田都没有了,农村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要重新思考农村的价值,必须超越农业生产的思考,把它当作一种文明,这个文明里面包含生态、环境保护,对农业文明的记忆、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因为我们距离农业文明还不远,里面的价值观,对土地的珍惜,一些温厚的人情还在。

    南都:你写的上世纪60年代总是一幅优美的田园景象,70年代的台湾也有那种奋进、阳刚的美感,但80年代以后你的文字里似乎丧失了某种热情?

    杨渡:上世纪80年代,我的家乡乌日的工业污染已经蛮严重了。这是一个缓慢转变的过程,70年代加工出口型工业发展了,可是很多台湾人开始质问“我是谁”,这是一个自我认同的危机。那时候林怀民回到台湾创办云门舞集,李双泽开始说,我们要唱自己的民谣,不要唱美国民谣,文学上则有台湾乡土文学的兴起,所以我把上世纪70年代当成台湾文化上自我觉醒的年代,它是一个开始,那是我心目中台湾的黄金时代。

    精选

    台湾的“十倍速发展”

    或许时间久远,历史的距离感出来了;或许是台湾的转型已经完成,它的轨迹与转折更为清晰;也或许岁月让回顾的眼睛有了沧桑的成熟,懂得在安静里凝视;我终于比较看得清楚这一百年来台湾命运的轨迹。

    日据时期是被统治者的悲哀无奈、任人支使流浪;光复后是茫然无序、政权转变的恐惧无依;一九五○年代的土地改革与白色恐怖;一九六○年代的农村困顿、生存艰辛;一九七○年代的加工出口工业化与急剧的社会变迁,乡土文学的兴起,本土意识的觉醒;一九八○年代的社会运动与转型过程的社会冲突;一九九○年代两岸开放所带来的世界观的开展。回顾这整个过程,一百年的家族历史竟和台湾史浑然结合起来,每一个阶段的轨迹,每一个人的生命,如此鲜活,如此清晰,如日光明照,见种种色。

    然而,我深知自己想写的不是一本家族史,而是透过父母亲的故事,去呈现台湾社会从农村转型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历程。这个过程,欧洲国家是以四百多年的长时间跨度,始逐步完成社会之转型。但在台湾,却是以四十年时间,就加以完成。我称之为“十倍速发展”。由于速度之极度扭曲,人性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扭绞压挤,人们无法立即适应,遂产生各种悲剧。

    然而,这种“十倍速发展”,从农村剧变至工业社会的历程,又岂是台湾所独有?……然而,一如台湾民间所信持的,无论多么扭曲、多么变形,至少有些不变的人性,还是值得人去活、去坚持的。

    ———杨渡,摘自《一百年漂泊》后记

    本版采写:南都见习记者朱蓉婷

    图片:方所、三联书店提供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