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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的错误和缺陷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3月06日        版次:RB04    作者:张求会

    《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封面。

    亭林诗集五卷内页。

    □ 张求会

    一

    发现《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这本书(以下简称“《吴评顾诗》”,引文出自该书者,仅标页码),是我阅读《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吴学昭著,三联书店2014年版)的意外收获。一开始,我以为吴学昭女士就是吴宓评注本顾诗的整理者(详《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503、506页);买来《吴评顾诗》一看,才知道真正的整理者是周绚隆先生,责任编辑是其本人,出版机构是他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是2012年某月(版次、印次均误作“2012年月”)。《吴评顾诗》正文之前,有一篇前言性质的长文《中国文化的殉道者:吴宓与顾亭林》,勾画了吴宓接触、接受顾诗的脉络。该文堪称佳作,许多文字“于我心有戚戚焉”,以此类推,整本书的质量应该属于上乘。可惜的是,细读全书,主体与前言反差太大,诧异、失望之余,深感极有必要重新整理。

    二

    《吴评顾诗》采用的是繁体竖排,但与常见做法不同,该书没有独立的整理说明、凡例或后记,只在前言最后一部分介绍了相关情况:其一,吴宓所用“《顾亭林诗集》”,“为光绪二年湖南书局木刻本”,1934年11月由其自购于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其二,吴宓的评注工作主要集中在1937年7月,“其所有评注文字均以蝇头小楷书于每首诗的眉端”,此后吴宓流转西南,“该书一直带在身边,时常翻阅,中间也数次借给友朋阅读”;其三,周绚隆为了完成这篇前言,“从头通读了《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续编》、《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诗集》、《吴宓诗话》”;其四,“整理工作主要分三步:一是给全书加新式标点;二是核补原书残损处的缺字;三是把吴宓写在每首诗顶头的评注文字,按照古籍整理的体例要求挪到每首诗的末尾,并按顺序加标注码,以便读者阅读”。(前言,21-23页)

    不难看出,这里的三步整理工作,大致相当于《吴评顾诗》的凡例。将此“凡例”置于全书予以评估,客观地说,确实称不上高明:第一步、第二步形成的错漏,已经不在少数;与这两步直接相关的辨别异同、校订错讹等工作,既不在“三步整理法”之列,整理者未予体现也就“顺理成章”;第三步则存在着先天性缺陷,因而未能更好地彰显吴宓评注本的价值。

    《吴评顾诗》除前言、目录、清人张修府跋语外,主体部分是五卷顾诗及其注释、评语,每卷均由三项内容组成:顾诗正文(偶有吴宓校改)、顾诗光绪刻本旧有之注释、吴宓所作评注。由于全书之错讹、疑窦举不胜举,为直观起见,我试着按照这三项内容的顺序,使用分类列表的方式进行比对:

    表一为“顾诗‘正文’对照表”。我用来与《吴评顾诗》比对的本子,一是“光绪二年湖南书局刊行”之《亭林诗集五卷》,按照周绚隆的说法,这个刻本正是吴宓当年评注时所依据的底本,此次我就近使用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本;二是王蘧常辑注、吴丕绩标校之《顾亭林诗集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新1版,以下简称“《顾诗汇注》”),该书堪称今人整理古籍之代表作。

    表二为“顾诗‘原注’对照表”。据张修府跋语,顾诗之“原注”来自“潘次耕前辈所刻《亭林遗书》”;《顾诗汇注》卷首之“编例”以及附录之“徐嘉顾诗笺注凡例”,也称“原注”源于顾氏门人潘耒(字次耕)之初刻本。因此可断“原注”作者就是潘耒。

    表三为“‘吴宓评注’与相关文字对照表”。既可借《顾诗汇注》匡正《吴评顾诗》之误,也可为有心人追溯吴宓评注之根源提供线索。《顾诗汇注》以外,尚有不少文献可与“吴宓评注”进行比勘,因内容浩繁,我暂时无法一一查核。

    表一小计191条,表二小计99条,表三小计145条,总共435条“问题”。问题之性质、错讹之程度虽不尽相同,但违背原意、影响阅读则并无二致,因此都有必要改正。受篇幅所限,此次暂无法展示这三份“对照表”(近3万字),日后如能披露,或可为完善吴宓评注本略尽绵力。

    三

    五卷顾诗的总数并不多,吴宓评注的篇幅也不大,从最终的成果来看,整理者所做的工作远远称不上繁难。然而,就是这十分有限的整理工作,也因为各种原因出现了太多的硬伤。

    先看“三步整理法”的第一步———标点。顾诗各体兼备,但均为韵语,添加新式标点并非难事;容易出错的自然是顾氏自注和潘耒原注中的那些散句,兼之补缺或核校非常粗疏,致使不少文字难以成句。如列入表一的“孤山乐县东十里在昌有伯夷庙”(99页,应作“孤山在昌乐县东十里,有伯夷庙”),表二的“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135页,应作“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对“吴宓评注”的标点,问题依然存在,如表三的“参亭《林与李紫澜书》、《清先正正事略·李颙》”(211页,应作“参亭林《与李紫澜书》、《清先正事略·李颙》”)。

    再看第二步——— 补缺。顾诗的多种刊本,为了避讳,某些敏感词或作缺文,或以韵目代字。今人整理时,理应回改,既恢复原貌,又方便读者。《吴评顾诗》的确补上了光绪二年湖南书局本《亭林诗集五卷》的16处缺文,但是,在“核补原书残损处的缺字”时,“核”以何本为底?“补”以何本为据?却不清不楚。以常理而论,不可能凭空进行补缺,我估计整理者应该选用了某种本子作为底本,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从头到尾未见任何说明。于是,“补缺”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吴宓的校改之功也被埋没了,甚至出现了继续保留缺文的怪现象。

    相比之下,《顾诗汇注》表现得相当规范而老练———校注者在《编例》首先说明:“本书以传录潘耒手钞本为底本,以其较潘耒初刻本为完整,少避忌缺文。”继而分别介绍“汇校”和“汇注”的依据:“本书汇校所据本,有一、潘耒初刻本,二、幽光阁铅椠本,……只出校异文,称‘某云’或‘某案’。”“本书汇注所据本,以徐嘉《顾诗笺注》本为基础。……首列潘刻本‘原注’,次列‘徐注’,它注略按年次排列,曰‘ 某注’;……据本有:一、全祖望批本,二、戴望注本,……”(《顾诗汇注》上册“编例”,1-2页)

    试对照一例,二者高下立判:光绪刊本之“拜命至八闽愿请三吴■敕使护诸陵加以太仆职”,在《吴评顾诗》中只添加了四个标点符号,将“■”换成了“□”(22-23页)。《顾诗汇注》所刊作:“拜表至福京,愿请三吴敕。诏使护诸将,加以太仆职。”其“汇校”有云:“潘刻本‘表’、‘京’并作‘□’;徐注本‘福京’作‘行朝’,并出注。……孙校本‘福’作‘屋’,韵目代字也。冒校本作‘拜命至八闽’。……潘刻本‘敕’作‘□’。……潘刻本‘诏’作‘□’,‘将’作‘□’;京师本‘将’作‘陵’,冒校本同,注云:一作‘舟’。”(《顾诗汇注》上册,181-182页)吴宓所用光绪刊本,与潘耒初刻本显然并不一致:“敕使护诸陵”之“陵”是否误刊?所从何来?(吴宓对此数句有笺注:“拜命三句:元本作‘拜表至行朝[鲁王],愿请三吴敕。诏使护诸将’。”见《吴评顾诗》,23页)但两个“敕”在此前后相重则不太可能,或许这正是《吴评顾诗》继续保留缺文的苦衷?

    接着看第三步———评注整理。周绚隆的做法——— 将吴宓评注从“顶头”挪到“末尾”并加标注码———值得充分肯定。然而,与“正文”和“原注”相比,“吴宓评注”的整理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整理者的工作态度和业务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表三所列问题称得上整本书的“重灾区”:

    “徐开法亭林之五妹”(117页),“徐开法”之后脱“之妻”;“李诚明(矩言):李源”(176页),“李源”之后漏“之父”。如此严重违反常识的错误,似乎只能归咎于整理者的粗心大意。而由整理者本人担任责任编辑的做法,也间接反映了出版社在质量监管上的缺位。

    另有一些错误,涉及对吴宓手书的辨认。如连续将两个字“白水”误判为一个字“泉”(38页);两次将宦官“王承恩”错认为“王永思”(110、111页);“兼通中西天学”因字形相近而错成“兼适中西大学”(174页);“从龙之彦”被误作“键龙之彦”(178页);“授昙宗为大将军”被错断为“授曰‘云宗’,为大将军”(218页)等。吴宓写字如做人一般认真,其“蝇头小楷”却令整理者频频误认,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即使吴先生的手迹不易辨认,倘能稍稍核查一下相关书籍,哪怕是上网“百度一下”,错误都可以避免。以“白水”为例,“汉道中微,刘秀于白水起兵复汉,故又以‘白水真人’指代光武帝”之类的信息遍布于网络,这些信息未必都精准可信,但启发、提示之功不容否定。退而求其次,回看一下顾氏原诗,也不难发现“白水”二字(37页)。

    个别错误甚至可能引发读者更大的担心———整理者会不会为了语意顺通而妄改吴宓原文?吴宓在揭示顾诗《李克用墓》借古讽今之用意时,有这样一句按语:“亭林此诗盖以郑成功比李克用,而伤郑经,云不能为李存勖也”,在评注另一首顾诗《井中心史歌》时又有“郑经乃弃漳、泉,退守厦门,归台湾”(209页)等语句,两处均批评郑成功之子郑经难以克绍箕裘。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吴评顾诗》却为郑成功杜撰出一个儿子“郑经云”———“亭林此诗盖以郑成功比李克用,而伤郑经云不能为李存勖也”(136页)。

    至于吴宓评注中的那些因讹传讹之处,也只有借助《顾诗汇注》方能寻获真解:《讲易毕奉谢宁人先生》一诗,并非出自李因笃之手(169页),“当为李涛所作”(《顾诗汇注》下册,1015页);杨瑀《飞楼集》(175页),当作《旭楼集》(《顾诗汇注》下册,1042页);朱树滋,并非“故宣府巡抚都御史朱之冯子”(213页),而是左江道朱廷璟之子(《顾诗汇注》下册,1189页)。

    四

    平心而论,435例“问题”中有一些并非原则性错误,有不少甚至可以推测是在“简转繁”过程中造成的无心之失。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逐一查验、反复罗列,除了说明问题之普遍性、严重性,还想借此证明“凡例”对于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比如,“己已巳”等形近字或“厤历历”等异体字,到底该如何处理?既然是今人在整理古籍,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当代读者的便利使用,因此不宜一仍其旧,而应代以规范的通用字。倘能提前在凡例中说明:“按照通行之规范字,予以径改”,无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再如,因各种避忌而出现的缺文、缺笔现象,肯定也不宜盲从,不妨在凡例里明示通行的做法:“首见处出校注明,馀皆径改,不再一一出校。”遗憾的是,凡例上的缺陷与态度上的粗疏形成了“叠加效应”,最终使《吴评顾诗》错得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看来,整理吴宓评注本顾诗这一特殊古籍,最简便而可靠的做法莫过于影印,最有意义也最富挑战性的做法是进行汇注,周绚隆先生的做法也是一种折衷可行的选择。然而,无论采取何种整理方式,都必须在真正通读相关文献之后制订统一的凡例,更必须将认真、负责的治学精神贯穿于整理工作之始终。从以上不完全例证可以看出,《吴评顾诗》的许多失误主要源于不够认真细致。周先生在前言里自述“本职工作极为繁巨,不能专心从事”云云(前言,23页),可能也是实情。不过,前言中另有一段话写得很感人:“二〇〇八年,吴宓先生的女公子吴学昭老师委托我整理出版该书,看着这两册残损严重、沾洒着墨汁的藏书,我深有感慨。它破旧的外表和书眉上工整的行文(就连涂改的墨钉也画得方方正正、一丝不苟)、书页破损处的精心贴补,都让我从这本书的命运联想到了吴宓本人。这部书仿佛就是他命运的一个缩影。虽然饱受伤害而身体残损,但却不改其人格方正和精神之执著。”(同前,22-23页)诚哉斯言!吴宓先生待人接物一秉诚挚之心,“做事勤勉尽责而反对敷衍马虎”(同前,17页)。因此,为他整理旧稿,无论家人或外人,无论主动或受托,最基本的一条,除了认真,还是认真。惟其如此,才不会辜负这位令后人恒生敬意的前贤。

    附记:

    经友人提示,我才知道张晖先生生前曾为《吴评顾诗》撰作书评《吴宓的亭林诗评论》(原载《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11日,收入张晖著、张霖编《朝歌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对吴宓的“考证”和“串讲”给予了中肯评价,对整理者的“校勘错误”也深表“担忧”。我与张晖缘悭一面,每每引以为憾,想不到还能因为关注同一本书而“相逢相合”。有缘如此,三生之幸。

    ◎张求会,广东行政学院教授,著有《陈寅恪丛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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