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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原:汉语是命中注定的妻子 日语是有缘结识的情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2月21日        版次:GB01    作者:朱蓉婷

    《梦蛇》,田原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12月版,39 .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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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原

    旅日诗人、文学博士、翻译家。1965年生于河南漯河,上世纪90年代初赴日留学,现任教于日本城西国际大学人文学部。先后出版有《田原诗选》等五本诗集。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获得过华文诗歌奖。2001年用日语创作的三首现代诗获日本第一届“留学生文学奖”。2010年获得日本第60届“H氏诗歌大奖”。

    去年年底,诗人、翻译家田原的《梦蛇——— 田原诗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旅日20余年来,田原一直坚持汉日双语创作,是国内目前屈指可数的双语诗人。诗集《梦蛇》从田原过去26年的作品中精选出99首,绝大部分作品写于远离母语现场的异国他乡。

    2010年6月,他凭借日语诗集《石头的记忆》获得日本“H氏诗人大奖”,也是目前唯一获得该奖的中国人。作为跨越语言与文化进行双语写作的诗人和翻译家,田原在两种语言之间像一条小河,自由地来回流淌、漂荡,这一切都跟他不改初衷的母语写作、以及翻译和研究日本现代诗密不可分,“非母语写作向我敞开了另一方天地。这片永远全新的世界满足着我的好奇心,充满无限的吸引力。”田原对南都记者说。

    南都:从高中开始写诗,大学时代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你最早与诗歌是如何结缘的?

    田原:在诗集《梦蛇》的访谈里涉及过这一问题。我最初的诗歌写作比较被动,似乎是响应了缪斯的呼唤才拿起了写诗的笔。记得是在高二秋天一个晴朗的周日,从学校门口的小火车站坐火车一起去同学的家乡看山。我因为出生在平原,说的诗意一点,从小我是看着地平线长大的。当我们气喘吁吁一口气爬上山顶,远眺带给我的那种难以言表的俯瞰的高远之感使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感动,回到宿舍后这种感动促使我一气呵成写下了处女作———第一首分行的文字,当时的情景可谓奋笔疾书。就是在这一年的初冬,十分怯弱地把写好的一首短诗寄给当地的报纸副刊,没想到发表了。阅读和大量发表是考入大学以后的事。

    南都:赴日留学是你自己的决定吗?到了日本后第一感受是什么?

    田原:赴日留学也是被动的。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中国人来说,出国留学堪比登天,所以内心一直感恩公派这一机遇。由于当时没有日语基础,刚到日本时有很多不安,但安顿下后,反而觉得自己并没有出国,而是来到了汉字的另一个故乡。尽管那时的我几乎还说不出一句完整的日语,但从我居住的公寓出来,无论是路边还是街巷到处都挂满了汉字的招牌,比如说超市、理发店、餐馆、邮局、银行、车站等汉字招牌和路标都能正确无误地指示我走到目的地。初到日本并未觉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语言不通和中断写作所产生的焦虑感无以言表。

    南都:你是在怎样一个情况下结识谷川俊太郎的?

    田原:1995年,我的一本中英文对照诗集在伦敦的英国剑桥华人世界出版社出版,为这本小书,我当时就读的天理大学为此举办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出版纪念会。在那次出版纪念会上,精通英文的莎士比亚专家小林孝信教授提议我在他的课堂上讲一下自己的诗歌写作。为那节课,小林教授还特意制作了B 4大小的两页资料发给学生,资料里印满了谷川俊太郎的初期作品和我的几首英文诗。下课后,带着那两页资料回到当时我居住的大学宿舍,借着从国内带来的《日汉辞典》试译了几首谷川的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出人预料的是他的诗带给我很大的震动和兴奋,那种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面临考研,只是零星地阅读和翻译,而有计划地开始大量翻译他的作品是考入国立大阪大学(当时为大阪外国语大学)外语系硕士班以后的事。

    南都:作为谷川俊太郎的研究者和译者,他的诗歌对你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田原: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由研究者或读者来回答。不过,通过长年对谷川诗歌的翻译和研究,我发现具有普遍性的诗歌大都来自感性,而且在诗人无意识状态的写作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感性、理性、想象、技术、叙述、意识、抒情、口语、书面语和无意识等艺术上的平衡。就个人而言,我始终警惕语言的概念化和毫无节制的拖泥带水,尤其反感故作高深。

    南都:还有哪些诗人是你特别欣赏的?

    田原:喜欢的诗人有一些。无论他们用哪种语言写作,也无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作品风格和极端观点,只要他们的诗歌具有精神高度、思想深度以及语言质感,我都喜欢。

    南都:去年,一些新闻事件使“诗歌翻译”在国内引起广泛讨论,你对“诗不可译”的观点是否同意呢?

    田原:我曾写过一篇谈诗歌翻译的长论。去年在北外的一家杂志的访谈里也谈到过。翻译作为一门学问至今尽管还没完全被确立下来,但翻译自古就存在它的翻译伦理。诗歌作为一种感性和不确定的文体,它确实存在不可译的一面,而真正好的诗歌都是可译的,被译成其他语言后其原作良好的普遍精神和艺术气氛并不会逊色太多,恰恰是那些二三流作品承受不住翻译的检验。翻译成了这些年我审视和评价现代诗的标准之一。

    南都:日语这种语言,它独有的模糊和暧昧性是否会加大翻译的难度?

    田原:日语与生俱来的暧昧性对翻译确实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难度,尤其是诗歌的翻译,这一点毋庸置疑。有时我也愿意把日语的暧昧性视为一种翻译的机遇。“暧昧”这个词在英语里有am biguity(多义性)之意,这样或许能为译者提供更多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南都:新出版的诗集《梦蛇》里有不少诗译自日语,这个过程是否意味着二次创作?你会常常修改自己的作品吗?

    田原:是的,在翻译自己的日语作品时,有些无法置换的微妙之处确实有“改头换面”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二次创作吧。但我在翻译别人的作品时,不会轻易僭越原作的意义或意象。对自己的作品只有极个别的会偶有修改,一般而言,大部分作品基本上就是定稿后的那个样子了。

    南都:有人说非母语写作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翻译,对你来说,用日语和汉语写作,分别有着怎样不同的感受?

    田原:何止是非母语写作,母语诗歌写作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翻译,或说成置换和转换也无可厚非。我觉得诗人跟小说家的最大不同在于,诗人写作或与灵感不期而遇时,心中常常会有另一个诗人的“自己”存在,这个“自己”或许是诗人的童年或少年,甚或是处于会说话之前的无语言状态的婴儿。这个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自己”是诗人保持童心的根源。它既是诗人心灵中的一种状态,也是带给诗人勃勃朝气和创造力的另一种意义上的他者。一位好的诗人,即使活到秃头没齿的耄耋之年,他的童心仍不会因岁月和世俗的磨损而黯淡,反而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和丰富而更加透明、阔达和纯粹。

    我在第二本日语诗集的后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用日语写作时,一部分词汇对于我仍具有一种挑战,使我不得不如履薄冰地彳亍,向着意义的彼岸。恰恰是这种挑战和刺激,在不断地激发着我用日语写作的欲望和驾驭日语的好奇心。母语是命中注定的妻子,日语是我有缘结识的情人,二者都是一种宿命。对于诗人,语言永远是一堵在默默长高的墙,它看不见摸不着,考验着诗人跨越的本领。”用母语写作,使用的修辞无论是它的本意还是引申意,甚至是约定俗成的语义基本上都能把握,而用日语写作时,个别修辞除字典的解释外,背后所隐藏的由历史文化心理所形成的意思有时却不得而知。

    南都:你曾经说过,双语写作使你能站在一个客观平台上审视母语,旅日多年后,你对汉语、汉语诗歌、以及国内文学生态是否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田原:确实发生了变化。比如,在留学之前,更准确地说,是在掌握一门外语并且越过母语使用外语写作之前,我对国内诗坛的看法大都是仅仅以母语作为衡量的标准,换言之,就是我无能为力用另一种语言客观地去看待和评价汉语现代诗。开始用日语写作后,站在另一种语言的立场再去看那些诗人时,有些诗人仍然作为一流诗人呈现在日语之中,而另一些诗人却在日语面前变成了三流。我曾在一篇日语文章里谈到过那些不被外语接纳的诗人,简言之:1、诗歌文本的封闭性;2、缺乏文学的普遍性。3、诗人对自己内在小我以及个人情绪的叙述和书写,跟外在广阔无边的的世界没有关联性。

    本版撰文:南都见习记者 朱蓉婷

    图片: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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