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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茨笔下的“根本恶”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2月21日        版次:GB02    作者:陈嫣婧

    《玉米少女》,(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著,周嘉宁 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11月版,定价:39 .00元。

    陈嫣婧 自由撰稿人,上海

    与许多中国作家相似,欧茨也时刻关注着发生在她的国家内的一切事件,对现实的关注,是阅读欧茨作品的认知基础。但与中国作家明显不同的一点是,欧茨并不擅长贴着现实走,她擅长的是,如何将她手中的“现实”提拉得足够长、足够远,以至于当你读完她的小说再来反观这个现实世界时,你甚至找不到自己原来的思想,起码,你的视角和思考会不由自主地有些变化。这可能就是这位两度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终极名单的美国女作家最大的魅力吧。

    欧茨擅长揭露美国社会的各种暴力行径和罪恶现象。“暴力”可说是她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这本《玉米少女》的副标题“欧茨梦魇故事集”也开门见山地提示了我们,书中的七个故事可都不是让人好受的。这些暴力有指向身体的:绑架、囚禁、强奸、流血、乃至战争,仿佛人类从未如当下这般残忍放肆;也有指向道德的:欺骗、伪装、唯利是图,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对道德的无知和虚空中。对现代文明产生的危机,欧茨向来有着敏锐的嗅觉,而她的表达方式,即是坦率而直接描写当下最常见的种种暴力行为。这些故事中的许多暴力事件,几乎已经成为社会新闻里的老生常谈,有些甚至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典型现象。所以虽然它们被命名为“梦魇”,可这梦魇却完全来自于现实。

    欧茨对文明的成果并不信任,关于人类原始的暴力,以及通过暴力获取力量的这种惯性逻辑,她始终抱有警觉。甚至,通过书写暴力,欧茨完成了对现代文明的反刍,彻底地表达了她的怀疑态度:现代文明是危险的,人类生存并未由此而得到肯定或舒展,相反,它只会让我们常常感觉无处容身。在看似文明的完美外衣的笼罩下,人性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反叛和逃离,暴力因此而产生。

    而对暴力来源的追溯也多少影响了欧茨隐藏于行文背后的价值判断,或者可以说,作者并没有对她笔下的任何一个故事形成某种判断,而是转向对故事里的人物进行存在价值上的推敲和梳理。欧茨的小说中总是存在大量潜台词,这些被刻意区分开来的字体仿佛是另一个人的画外音,它时时解构着整体的叙事语境,或对某个容易忽略的细节做恰到好处的说明。这些暗示短促、暧昧、粗暴、直接,和现代小说里的那些多线叙事或碎片化叙事看似并不相同。但对于那个原本看上去无比完美的叙事体而言,这些有力的打岔却真实地暗示了作者写作时的矛盾和犹疑,她似乎正努力让她的人物更显得统一而合理,但人物本身的复杂性阻碍了这种努力,一切看似顺理成章的判断都失去了权威。《贝尔谢巴》里的女孩斯黛茜是否真的被前继父猥亵过?《毒伞》里的亚拉斯托确实如他的双胞胎弟弟莱尔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吗?叙述人的语气越是强烈,所说的内容越看似接近事实,“事实”本身却反而显得虚幻,越是希望为文本中的每个存在体寻找到某种合理性,就越必须面对他们的自我分裂,这或许也是现代暴力的一种内在指向。

    创作中的欧茨享受着这种分裂,因为个体的分裂将进一步导致某些固有关系的破损,这是正常的叙事秩序遭到毁坏后一定会引发的后果,也是现代暴力摧毁一切之后不得不面对的后遗症。欧茨对人伦关系的冷酷即体现于此,传统人伦在现代社会中的畸形与断裂是很多当代美国严肃作家都在积极关注的问题,欧茨也不例外,但明显表现得更为直接极端。《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化石象》和《毒伞》这三个中篇在书中被排列到一起,主题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书写血缘的分崩离析。失宠的姐姐渴望杀死妹妹,双生兄弟彼此伤害,矛盾尖锐。个体作为血缘维系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障碍,建立在亲缘基础上的传统伦理观在强调自我高于一切的当下正面临巨大的威胁,然而欧茨似乎并不满足于只写到一个家庭或者一些亲人的决裂就停止,和许多类似作品不同的是,她看到的是这种决裂的不可能。《化石象》和《毒伞》是两个题材几乎完全一致的作品,写的都是一对双生兄弟,也都写到了他们在身体,精神,价值观和人生经历各方面的种种冲突,可以说,这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除了同时出生,他们中的一个永远是绝对的强者,无止境地欺压着弱小的另一个,而那受凌辱的一方,无论遭受这样的身体或道德暴力,都只会忍受和保持沉默。可作者最终却还是执着地安排他们一同死去,紧紧拥抱在一起,甚至分不清楚尸体是属于哪一个,好像他们本来就是同一个似的。两篇小说都是,就像是一种宿命,又像是上帝最完美的作品,同生同死,相爱相杀的双胞胎,这几乎可以涵盖人伦纠缠至死方休的极致了。

    那么作者如此执着于表现暴力与伤害,表现个体的分裂,似乎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它如命运一般无可避免,甚至它们就是命运本身。因为对善、对道德与秩序,乃至对伦理的期许与维系,其实只是现代社会存在的一种需要,而并非人类生存的本质。欧茨认为,“文明人”的伦理观来自于对现代宗教的信仰,来自于对“救世主”和“善有善报”的坚信。但是在《援手》里,她借助对欧里庇得斯古典悲剧的探讨否定了这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观念。她说:“希腊人并不相信有一个爱他们的上帝,或者为他们而死的救世主。他们不相信‘善有善报’,甚至不像基督徒那样拥有‘信仰’。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这是你的命运。”

    由此,欧茨得以揭示一个永恒的文学命题:暴力无由而生,伤害无理可讲,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所有的暴力伤害事件都能得到解释,因为恶是一种根本的存在冲动,而宙斯作为一个“恶”的集大成者,比拯救“原罪”的耶稣基督更早便成为了人的共识。于是,甘于被恶擒获,被罪毁灭,或许将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看来“受虐”并非现代文明的产物,而是人类原始的冲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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