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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失败,制度是主要因素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1月31日        版次:GB15    作者:张弘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著,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 15年6月版,定价:75.00元。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为什么有的国家强大,有的国家羸弱?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差距巨大的原因是什么?是文化、天气、地理,还是对正确政策的无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A .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文版面世,作者在书中回答了这一问题。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迄今为止存在着多种假说。诸如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的文化决定论,与之相类同的还有杜维明前些年对亚洲四小龙所做的解释。另有气候和地理决定论,还有人归因于国家领导人的无知。对此,《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以事实为基础,一一驳斥。

    是气候与地理决定的吗?

    早在18世纪后期,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就已发现,富裕与贫穷呈现出地理的集中,并为这种现象提出一种解释。他宣称,热带气候下的人民倾向较懒惰,缺乏探究的精神,因此不努力工作,没有创新精神,这是他们贫穷的原因。孟德斯鸠也推论,懒惰的人倾向被专制君主统治,暗示热带地理位置不仅可解释贫穷,也能说明一些与经济失败有关的政治现象,例如独裁政治。

    热带国家原本就容易贫穷的理论,显然与近来经济快速成长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博茨瓦纳相矛盾。地理差异能够解释世界不平等的现象吗?不妨看看两个诺加利斯城的例子。

    诺加利斯城由一道栅栏分割成了美国和墨西哥两部分。如果你站在南边,向北望去,你就看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圣克鲁兹县的诺加利斯。那个地方一般家庭的年收入在30000美元左右。大多数成年人受教育水平至少是中学毕业。尽管所有人都认为美国的医疗体系非常不完善,但是这里的人们都很健康,按全球标准来衡量预期寿命很高。许多居民的年龄都在65岁以上,都可以得到医疗服务。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还包括:供电、电话、供排水、公共卫生,以及把该地区和全国其他城市联系起来的公路网,此外,还有法律和秩序。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无须担心生命或安全问题,也不必害怕被偷、被征用或者其他可能对他们在商业或住房的投资造成危害的行为。同样重要的是,尽管政府低效率,也存在偶尔的腐败,但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居民仍想当然地认为当地政府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可以投票选举他们的市长、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还参与投票选举总统以决定谁将领导他们的国家。民主是他们的第二本性。

    墨西哥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生活在墨西哥一个相对繁荣的地区,但是户均年收入却大约仅为亚利桑那诺加利斯的1/3。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大多数成年人未受过中学教育。母亲们为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担心。落后的公共卫生条件意味着,索诺拉州诺加利斯居民的平均寿命毫不奇怪地低于他们北面的邻居。他们也没有公共娱乐设施,道路条件很差,法律状况也很差,犯罪率很高;开公司属于高危活动,不但要冒被抢劫的风险,而且为开业获得所有的许可盖章也要历尽艰辛。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每天都要忍受政客的腐败和无能。与他们北面的邻居相比,对他们来说,民主只是最近的事。在2000年的政治改革之前,索诺拉州诺加利斯就像墨西哥其他地区一样,一直都在制度革命党(PRI)的腐败统治下。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地方本来是同一个城市的两个部分,它们在地理、气候上毫无差异,而且病菌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来回传播不受任何阻碍。两地的居民健康状况差距很大,但这是因为边境线以南的人民生活条件较差,缺乏足够的医疗保障。

    地理假说不但无助于解释有历史以来的富裕根源,它的主要论点大体上也不正确。此外,地理因素无法说明为什么像日本和中国等许多国家先经历长期停滞,然后快速成长。

    是文化决定的吗?

    文化假说至少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宣称宗教改革和它激发的新教伦理,在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中扮演关键角色。

    许多人曾认为,中国文化和儒家价值不利于经济成长,然而亚洲四小龙崛起之时,中国人的工作伦理却被认为是中国内地、香港和新加坡的成长引擎,其重要性受到大声宣扬。

    以诺加利斯城为例,边境线两边的人的背景非常相似。墨西哥于1821年从西班牙独立之后,诺加利斯周围地区就是墨西哥的“上加利福尼亚”的一部分,甚至在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之后,仍旧如此。在1853年加兹登购买协议之后,美国的国境线才扩展到这个地区 。当 年N·米 奇 勒 上 尉(LieutenantN .M ichler)在边境线驻守时,曾记录下这里有“诺加利斯美丽的小山谷”。就在这里,在国境线两边,建起了两个城市。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居民具有共同的祖先、相同的饮食结构以及相同的音乐,可以说,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

    朝鲜和韩国的情况也一样,韩国是世界的富国之一,而朝鲜则经常发生饥馑且深陷贫穷中。朝鲜半岛有悠久的共同历史,在朝鲜战争和双方以北纬38度线划分边界前,朝鲜和韩国在语言、人种和文化上没有任何差别。就像在诺加利斯一样,差别在于那道边界。

    是领导人无知吗?

    最后一个解释为何某些国家贫穷、某些国家却富裕的流行理论是无知假说,认为世界不平等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或我们的统治者不知道如何让穷国变富裕。

    表面上看来,加纳从英国独立后很快陷于经济长期衰退是无知造成的。当时英国经济学家基立克担任恩克鲁玛政府的顾问,他详细记录了许多问题。恩克鲁玛的政策专注在发展国营企业,结果证明效率很低。基立克回忆说:

    “这家鞋子工厂……准备与北部一家肉品工厂结盟,由后者把兽皮运送到南方(距离超过五百英里)的皮革厂(现在已停工);皮革再运回位于该国中部的库马西,距离皮革厂约两百英里。由于主要的鞋子市场是在阿克拉都市区,鞋子必须再运送两百英里回到南方。”

    这家鞋厂只是许多类似的计划之一。一连串非理性的经济发展,并非恩克鲁玛或他的顾问信息不足、或不了解正确的经济政策所造成。他们有像基立克这样的人才,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甚至曾担任顾问,他很清楚那些政策的缺失。那些经济政策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是,恩克鲁玛必须用它们来收买政治支持,以维系他非民主的政权。

    加纳独立后令人失望的表现,以及无数明显错误的经济举措,都无法单纯地解释为无知。毕竟如果问题是无知,善意的领导人很快会学到哪些政策可以增进人民的收入和福祉,并改进那些政策。

    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包容性和汲取性、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对制度进行刻画,从而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等概念。他们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而是借用历史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描述性说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译者李增刚对此作了概括:

    首先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所谓汲取性,从政治上说,人民或者说广大公众没有决策权或表决权,既没有选择当权者或统治者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权利,当权者或者统治者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通过革命由军阀或军人担任的,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选择或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结果所选择的制度或者制定出来的政策成为一部分人汲取另一部分人的工具;从经济上说,所有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是由当权者、统治者或者精英人物制定出来的,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方式掠夺生产者,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结果就是生产性激励的不足。比如,历史上欧洲殖民者对南美洲秘鲁、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地殖民,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运奴隶到美洲、亚洲等国家或地区进行奴役,殖民地的土著居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迫为殖民者工作,他们建立起来的是典型的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是对应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那么其很有可能建立起来的是汲取性经济制度。

    其次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历史上,许多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所谓包容性,从政治上讲,强调人民或者说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或当权者,选举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或者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机会或可能性;从经济上讲,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比如,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竞选总统或者议员,人民具有投票的权利,众议院和参议院是重要的决策机构,任何人都有成为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机会;在经济上,不论是谁都没有垄断权,甚至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会受到联邦法院的反垄断调查;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等也都如此。

    包容性经济制度强化财产权,打造公平的游戏平台,鼓励新科技与新技术的投资,助推经济成长,而汲取性经济制度则是少数人榨取多数人资源的体系,既无法保障财产权,也不为经济活动提供诱因。包容性经济制度与包容性政治制度互相支持。在政治权力分配上,包容性政治制度倾向于多元,且能达到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并以此建立法治,为财产权及包容性市场经济奠定基础。同样,汲取性经济制度与汲取性政治制度也是互相支援。在权力分配上,汲取性政治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因此有动机为谋取私利维持和发展汲取性经济制度,并运用所得的资源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还揭示,威权统治下的成长虽然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少了包容性经济制度及创造性破坏的支持,将无法转型成为长久的成长。其次,威权式成长不一定会带来民主与包容性政治制度。俄罗斯及其他一些威权政权尽管目前正经历某些成长,但除非他们能够将政治制度转型,变得更为包容,其精英阶层有意愿或内部有力量促使这样的改变,否则其成就终是有限的。其三,就长久而言,威权式成长既非人民所愿也不可行,因此国际社会不应予以鼓励,使其不致成为拉丁美洲、亚洲及下撒哈拉非洲的模范,许多国家之所以会选择这条道路,其实只是因为它符合经济及政治精英阶层的利益。

    包容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可谓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现实中不乏采取包容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未能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国家。但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能实现长期增长,这一点却是事实。

    □ 张弘(媒体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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