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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藏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稿本”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1月31日        版次:GB16    作者:杨俊杰

    牛津藏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稿本”。

    鄂方智写给苏慧廉的信。

    杨俊杰 学者,北京

    《元西域人华化考》(八卷)是史学家陈垣(1880-1971)的代表作之一,1934年励耘书屋出版。《元西域人华化考》成书出版之前,已先行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前四卷发表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12月总第1卷第4号,后四卷发表在燕京大学《燕京学报》1927年12月总第2期。后半部分的发表,较之前半部分已是多年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半部分是后来才写作完成的。实际上,在前半部分内容正式发表以前,整本著作全八卷已经成形。鲁迅1923年11月8日日记清楚地写着,“八日晴。午后装火炉,用泉三。陈援庵赠元西域人华化考稿本一部二册,由罗膺中携来。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页)。

    除鲁迅以外,陈垣还把“稿本”赠给其他朋友。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日本的桑原骘藏教授。桑原的书评,最初于1924年10月发表在日本国内的刊物《史林》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11月18日总第1卷第6期译载。“蓬莱阁丛书”《元西域人华化考》,收录了这篇书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桑原在书评里所谈的,恰是作为全本的“稿本”,而非公开发表在《国学季刊》的前半部分。言语间的“下册”,自然是“稿本”的下册。

    关于桑原教授所藏《元西域人华化考》“稿本”,竺沙雅章教授作过介绍。“上、下两册,灰色封面”,“上册封面有陈垣亲笔题字:桑原骘藏先生指正陈垣敬呈十二年十二月”,“卷八末尾注有(民国)十二年十月九日写于北京西安门外恒德厂”(竺沙雅章:《陈垣与桑原骘藏》,冯锦荣译,《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4页)。也就是说,“稿本”成稿时间是1923年10月9日,寄赠给桑原的时间是1923年12月。桑原的“稿本”,已于2008年影印出版(陈智超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创作历程:用稿本说话》,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以下简称《说话》)。《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接力发表的“论文版”,还有1934年励耘书屋的“木刻版”,《说话》一书一并影印,给读者带来了方便。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桑原教授所藏的“稿本”并非现存唯一的。“稿本”的保存情况,并不像之前所估计的那样不乐观。陈垣送给鲁迅的“稿本”,就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非正式出版物《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2册“杂史类”,赫然列着“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垣著民国十二年(1923)石印本二册”。影印出版“稿本”,其实不用跑到日本去找,北京就有。此外,在牛津大学的特藏部也有一部。

    最近有机会到牛津访学,幸得David Halliwell(中文名何大伟)极友善的帮助,阅读了不少汉文旧籍。牛津大学的图书馆,最有名的当然是“老”博德利图书馆(Old Bodleian),也就是钱钟书所说的“饱蠹楼”。然而,我想看的书,多是19世纪出版物,算是特藏,所以都在“新”博德利图书馆(New Bodleian)。在宽街上(Broad Street),距离“老”博德利图书馆倒是也近。何大伟在“新”博德利图书馆主要负责特藏部里的汉学特藏。他“看”书,也喜欢看书,还愿意把珍稀图书的阅读心得写出来。正是通过他2014年8月4日发表的博客,才知道那里还有这样一个“宝贝”。然后我便调出来摩挲,索书号是Sinica 2589.

    “稿本”是油印本,并非石印。确实就像竺沙雅章所说的那样,“上、下两册,灰色封面”。“稿本”下册的最后,确实是“卷八末尾注有(民国)十二年十月九日写于北京西安门外恒德厂”。仔细比对发现,牛津藏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稿本”,与已影印出版的桑原教授所藏“稿本”内容完全相同。换而言之,牛津“稿本”、桑原“稿本”都是“技术可复制时代”的油印成果。恰如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它们是“规模性地出现”的,具有同质性。影印出版的“稿本”,其实也是技术可复制时代的“规模性”成果,按道理也是同质的。然而,终究总有那么一点朦胧的感觉,觉得亲手摩挲的那个“稿本”要亲切一些。或者,竟然还是“真迹性”(Echtheit)的幽灵在游荡么!

    有趣的是,牛津“稿本”里还夹着一封信。是北京的伦敦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主教Frank L. Norris,1923年11月17日写给牛津的Soothill教授的。Francis Lushington Norris(1864-1945),即鄂方智。1889年来华,1914至1940年间担任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Bishop按照圣公会的叫法,应该是会督。鄂方智作为会督,是圣公会在中国的高级别人士。他去世的时候,墓志铭《鄂方智主教传略》是赵紫宸撰写的。

    Soothill教授是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即苏慧廉。自1920年起,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此前三十年间,他是英国循道公会(Methodist Church)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他的墓地就在牛津,恰是何大伟陪同着苏慧廉传记《寻找·苏慧廉》的作者沈迦找到的。我把“稿本”里还有一封写给苏慧廉的信这件事情告诉给何大伟,他也很觉得兴奋并感到高兴。

    信中写道: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

    Peking.

    November 17,1923

    Dear Professor Soothill,

    You may or may not be acquainted by hearsay with Mr. Ch‘en(陈垣字援菴),a Senator in the present Parliament,a Christian,and a genuine student of his country’s history. Like many others(as I am told)he has turned his attention particularly to the Yuan dynasty:and he has just produced a book of which he has kindly sent me a few copies for distribution among my friends at home. I am therefore venturing to send you a copy,in the hope that it may interest you or through you others. I cannot(I regret to say)read Chinese myself,and therefore I can say nothing of its contents. But I can vouch for Mr. Ch‘en’s reputation among his own countrymen as a scholar. His conclusions may or may not be right,but he has done solid work,and will welcome criticism.

    Yours very truly

    Frank L. Norris

    Bishop

    信的内容是很值得注意的。首先,它清楚地交代了“稿本”的由来。陈垣送“稿本”给鄂方智,托他寄给英国汉学界,鄂方智便给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苏慧廉寄了这一本。鄂方智这封写给苏慧廉的信,暂译如下:

    伦敦会

    北京

    11月17日,1923年

    尊敬的苏教授,

    您大概听说过,但或许也并没有听说过,陈垣这个人(陈垣字援菴)。他是议会里的议员,他是基督徒,也是他的国家的历史的真研究者。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据我了解)他对元朝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刚刚写好了一本书,很友善地送给我几本,让我交给我国内的朋友们。我就斗胆给您寄了一本,希望能让您觉得有兴致,或者通过您而让其他的人对它有兴致。我读不了(真是惭愧)中文,对它的内容也就没办法说些什么。然而,我可以给陈先生在他的同胞里的学者声誉作担保。无论他给出的结论正确与否,他所做的都是一件踏实的工作,他乐见有人批评。

    您真诚的

    鄂方智

    会督

    这封信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清楚地谈到陈垣是基督徒。陈垣的基督徒身份,一直是一个疑难问题。我们都知道,到目前为止,仍然不能找到确切的原始文献,可以表明陈垣加入了基督教。并且,陈垣1927年在回应私淑弟子方豪询问的时候说,“我实一宗教史研究者而已,不配称某某教徒也”。可1923至1925年间,陈垣在基督徒圈子里又相当活跃,以至于几乎可以推断说,他是北京缸瓦市教会(即Kang wa shih Church)的重要成员。当时坊间亦多盛传,传说他已是基督徒。如对他较为熟悉的吴雷川,在1926年曾说“援庵先生是一位有学识的基督徒”。或者胡适,后来在1961年说到三十年前旧事的时候,也说陈垣是基督徒。基于这些材料,刘贤教授推定陈垣确实曾是一位基督徒,1923至1925年间更是一位积极活跃的基督教(刘贤:《陈垣基督教信仰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她的论证,应该是可信的。她用来佐证的材料,还有伦敦会(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伍英贞(Myfanwy Wood)1925年7月30日写给伦敦总部的信。伍英贞信里提到的Chen Yao An,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确实应该是陈垣(陈援庵)的名字的一种误拼。就此而言,牛津“稿本”里这封鄂方智写给苏慧廉的信,恐怕又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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