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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与“经济人的末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1月31日        版次:GB14    作者:张经纬

    《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美)彼得·德鲁克著,洪世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11月版,35 .00元。

    《极权主义的起源》,(美)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0月版,65 .00元。

    张经纬 学者,上海

    读过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读者无疑都会被其中从“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丰富事实所震撼。阿伦特作为一个对20世纪上半叶深有体验的学者,在1949年写成该书时认为,极权主义把人区分为“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有计划地改造或消除这些与其理念相左的人们,实在是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端状态。然而,作为犹太人的她,在分为三部分的该书中,试图解答的问题是:基于什么历史条件,使犹太人成为纳粹“民族社会主义”决意整体铲除的对象?通过分析,她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使人们丧失了原本的联系,而帝国主义的暴行则召唤了人们内心的野蛮一面,使“群众”热衷于各种“意识形态”的蛊惑,最终将犹太人的命运推入了历史的深渊。

    然而,两个因素使阿伦特的经典略显失色,首先,虽然本身经历了纳粹德国的上升期,她的作品写作于上世纪50年代,距离极权主义的巅峰有些距离。其次,她身为犹太人的文化背景使她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犹太人的命运”,思考犹太人解开命运枷锁的途径。因此,她对极权主义的讨论更多是围绕“犹太人是如何受到纳粹极权主义迫害,及其原因”而展开的。换句话说,阿伦特谈的是极权主义的表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起源。

    其实,还有一本书也叫这个名字,只不过用在副标题上,德国学者彼得·德鲁克的《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也讨论了同样一个主题。和阿伦特不同的是,该书在1939年春季便已出版,作者在半个世纪后的序言中写道:“我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前段几个星期就动笔了。最早的节录本在1935年或1936年由奥地利天主教徒与反纳粹的出版商印成小册子出版,讨论反犹太主义在纳粹恶魔论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深具吸引力的原因。”

    虽然主题相似,但德鲁克是世界知名的管理学家,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犹太人。他并没有把视野聚焦于极权与德国犹太人的关系上,而是“将纳粹主义与极权主义视为全欧洲的疾病”。更难能可贵的是,德鲁克的商业背景,也使他跃出了意识形态的简单化思维,以一种更大更系统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将这场20世纪的灾难,放到全人类的场域中全面思考。

    德鲁克一开始就提出了“反法西斯主义的错觉”,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从表面上认为,或者是“大企业”支持了法西斯,甚至觉得是“群众被法西斯的宣传麻醉了”。这些都是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表征之一,而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人们之所以支持包括法西斯在内极权主义思想的原因。事实上,正如德鲁克用本书的正标题“经济人的末日”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经济的衰退才是极权主义起源的根源。

    经济的衰退是怎样诱发了极权主义的出现?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管理者,德鲁克发现,中东欧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与西欧之间的差距,为极权主义的出现背负了原罪。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欧建立在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给包括德国、意大利在内的中欧、南欧国家带来了启发,使后者亦步亦趋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然而,短期内的产业升级,在利益分享、市场分配等方面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两个层面的深层影响。第一、原先均质化、收入平等的农业社会出现日趋严重的财富分化。第二、这些后起的工业国在产品生产定位和市场风险评估上,和西欧国家相比,都缺乏经验和足够的抵抗能力。结果显而易见。虽然国内民众普遍收入提高,但财富分化水平上升引起民众不满。而缺乏抵抗经济波动的能力,使这些新兴工业国在全球经济萧条面前变得脆弱不堪。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同时维持自身经济脆弱的稳定,使德、意等新兴工业国的发展道路如履薄冰。

    尽管努力追赶西欧国家的工业化步伐,可德、意等国在发展水平上的鸿沟一时却无法迅速弥合,那么当后者遭遇1930年代初席卷世界主要国家的著名的“经济大萧条”时,上述提到的中、南欧国家发展进程中暗藏的重大隐患,就一股脑儿地全部爆发出来,彻底地杀死了“经济人”的最后理想———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应对经济上的问题。代之以一种非自由主义的、高压式的强硬手段。

    希特勒与纳粹的策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用一些保守的手段来面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人类历史上所有短视的统治者并无区别。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强调农业社会的纯洁性,贬低工业发展的成果;把职业女性赶回家中;剥夺犹太人的政治经济权利。由于意识不到本身工业水平发展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经济萧条,极权主义的拥护者就像那些“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把整个现代化的努力都视作洪水猛兽。

    因此,德鲁克提出了他的洞见,并非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工具无比高效,让“群众被法西斯的宣传麻醉了”对极权主义声音的警觉,热衷于各种“意识形态”的蛊惑。而是极权主义的另一套机制,事实上让其拥护者从精神(平等感)和物质(“充分”就业)两方面获得了实在的利益。这也是所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人无法抗拒地被剥夺一切时,对其保持缄默的原因。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极权主义的“成绩”不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面对社会发展过程的缺陷,而是一种逃避,打个比方来说,好比是说,当某个群体中所有人都普遍感到饥饿时,让每个人吃得更少,而非生产更多,来面对饥饿。这一切已经被历史证明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德鲁克最后用“是奇迹,还是海市蜃楼”这一标题总结了极权主义的社会“成就”。纳粹的极权主义将生产的弊病转嫁给服膺纳粹统治的其他国家。德国无视市场需求的多余物质产品,被强制性地输入了东欧国家,表面上为萧条、收缩中的德国经济提供了繁荣的假象。事实上,这些远离市场需求的无目的生产让当时的普通民众陷入了物质丰裕的幻象,也注定了极权主义丧失经济理性所面临的终极命运。

    回到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她的解释并没有方向性的错误,也提到了人们在“资本主义的扩张”面前的迷失,然而她没有把握最重要的一点:经济理性本身。

    通过德鲁克更具普世意义的“经济”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和交换。当一个社会的产品受到广泛欢迎时,社会的发展获得积极推动———人口增长、物质丰富。而当产品滞销时,就会出现消极的反馈。那么,德鲁克用纳粹德国极权主义这个历史个案向我们指明了积极的应对方式——— 用技术和文化上的变迁来改善不利的局面,而不是以削足适履的强制、极权方式逃避发展过程面临的问题。通俗地讲,当一个社群普遍感到饥饿时,不是让每个人吃得更少,而是用新方法、新技术或开发新资源,生产更多可供所有人获取的食物来源。“经济人的末日”,意味着“极权主义的起源”,德鲁克用上个世纪的智慧和教训启发今日的人们,那些有关性别、民族或崇古、尚古暗流背后的隐喻。对现代性的坚持,是人们远离极权主义最好的凭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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