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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先锋时代的先锋幻象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1月24日        版次:GB12    作者:郑润良

    《未完成的肖像》,马拉著,文汇出版社2015年11月版,定价:29 .00元。

    郑润良 学者,厦门

    各种数据都在表明,70后、80后作家已经逐渐成为当代文坛的主力,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但就长篇小说而言,他们的成绩仍然不能令人满意。马拉的《未完成的肖像》或许算是一个例外,这是一部有野心也充溢着内在激情的小说,试图对后先锋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进行画像。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知识分子通常被视为时代的精神标高。如果整个知识阶层的道德状况出了问题,那么这个时代的整体精神状况也就令人堪忧了。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的关注实质上仍然指向对整个时代精神状况的思考。近年来的一些作品,比如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张者的《桃李》、《桃花》、《桃夭》,阎真的《活着之上》等都对这个时代学院知识分子的精神滑坡做了深刻而生动的演绎。马拉的作品则通过聚焦学院外画家、诗人等艺术家群体来探讨这一命题。

    《未完成的肖像》这一题目的灵感或许来自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嘉莎·克莉丝蒂1934年出版的同名半自传体小说。在那部作品中,克里斯蒂借助主人公回顾了自己婚变、自杀等经验。而在马拉的作品中,同样借助主人公画家王树的晚年回顾追溯自己和老那等人的交往始末,审视后先锋时代的艺术困境与艺术家的私人生活。八十年代的先锋艺术热潮被后人们无数次地追忆、回想,自然有其内在原因。正如前不久老先锋们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先锋艺术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感慨,那样的艺术不会再有,因为造就当时先锋艺术的氛围没了。那是从上至下求新求变的时代,先锋艺术可谓应运而生。而在商业资本与主流话语结盟的当下,真正的先锋艺术的成长难上加难,反之,形形色色的“伪先锋”倒是格外繁荣。老那称得上一个代表,他贩卖盗取的灵感,成功地以所谓的行为艺术挑逗主流话语博取“国际先锋艺术家”的光环,从而名利双收。相对来说,男主人公王树是一个在艺术上有着严肃追求的画家,他宁愿回到小地方以保持自己艺术的纯粹。但在生存压力和老那的利诱后,他也一步步被迫走上了商业炒作的不归路。他的作品被妻子赠送给某明星后经过后者的宣传身价倍增,同时经过拍卖行的几进几出变成了天文数字。这些都是他无力对抗的,因为他不是在和个人对抗,而是在和整个艺术品的商业体制对抗。他的变身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得已的逃避,试图回归艺术家的自省的状态。

    在伪先锋盛行的时代,有许多所谓的艺术家将激情转移到自己的身体行为方面。女诗人小Q是一个典型,她把挑战世俗伦理和身体的无限开放当作一种先锋姿态。老那虽然对她心生爱慕,但她认为爱情已经过时,只愿意和他保持纯粹的肉体关系。直到被老那当作赠品安慰王树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可笑,转而回归传统的生活轨道,回到小城当公务员,结婚生子。

    老那出名后其实也在一直后退,他早期的作品如《祭奠孔子》虽然有哗众取宠的味道,但毕竟是以公共议题为对象。老那最后以一出自杀性的行为艺术完成个人的情感诉求,在玫瑰丛中自杀。这隐喻了时代先锋艺术的运行轨迹和困境,从公共生活退回到私人领域。王树对于先锋艺术的困境是有切身的痛感的,对于艺术的商业化陷阱充满警惕与质疑,但对于自己的作品成为利益链条的一部分却无能为力。王树与继女艾丽之间洛丽塔式的情感纠葛也可以视为他在艺术领域受挫后的情感转移。作品通过老那的“一夜成名”、王树作品的被炒作、小Q的身体遭遇等揭示了后先锋时代先锋艺术的种种困境与诸多幻象,在人物近乎荒诞的行为背后隐含了对时代艺术状况与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的浓厚忧思。

    在叙述手法上,这是一部向八十年代先锋小说致敬的作品,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痕迹,比如变身等情节显然溢出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框架,但又是对先锋小说传统的扬弃和再次出发。正如评论家胡续东所说,“马拉所采用的语体,似乎是在向30多年前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这一脉遭到文学新人刻意遗忘的当代传统致敬,但它折射出的是比魔幻、寻根或是先锋更加尖锐的现实之恸。”这一评价无疑是切当的。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潮曾经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实验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单一、呆板的叙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作家“怎么写”的问题。但先锋文学中的许多大家事实上也走入了某种误区,在形式实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没有将形式实验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小说创作越来越形而上学化,也最终丢失了读者,这对于后来的写作者包括马拉都是一个警醒。《未完成的肖像》既有对当下现实的深度关注,也有叙述形式上的大胆创新,在“怎么写”与“写什么”的结合上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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