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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先生两封遗札小记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1月24日        版次:GB14    作者:曹旅宁

    《追思录》封面。

    邓广铭致杨廷福书信二通。

    □曹旅宁

    杨廷福先生(1924—1984)抗战时曾就读于重庆沙坪坝复旦大学,与当时任教于复旦史地系的邓广铭先生有师生之谊。1949年后两人仍有书信往还,此两札或推荐书稿出版,或互相倾诉“文革”中的遭遇,为学术史研究及学人交游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影印件见2004年刊行于香港的杨廷福《追思录》。

    一

    其一札曰:

    廷福同志:

    来信和赠送我的扇面,和新著谭嗣同年谱稿本,全都先后收到了。

    谭谱已遵嘱转送三联书店,大约那边很快就可有信和你直接联系了。我对近代史知识极少,且因在近半年内积压了许多工作,都须在暑假期内分批搞完,学校方面且还有一些布置也必须参加,以此,我估计在近期内不能将大作仔细拜读,且在读后也必难提出什么意见,因而只是粗翻阅一过便转往三联去了。据我推测,书店对此稿是必然会欢迎的。

    扇面书写极佳,极感盛情,只是我对旧诗又是一无所知,对诗中意趣不能很好地领略到。

    暑期作么生,不能来京一游吗?

    敬礼

    邓广铭七月廿日

    杨廷福先生后来以治玄奘及唐律擅名学术界,其《谭嗣同年谱》1957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三联书店与人民出版社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此札当是1956年杨先生寄书稿与邓先生审阅,并请求推荐至三联书店出版,这是邓先生接函照办后的回复函件。由此可见旧时代师生之谊以及师长对学生弟子的奖掖扶持义务。

    其第二札曰:

    廷福吾兄:

    十多年未得消息,接奉来书,知你在上海师大历史系任教,且能在锣鼓喧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凝神著述,撰成《玄奘年谱》、《唐律初探》等巨作,真使我不胜欣羡,我在运动初期曾受冲击,但不严重,六七年曾在中华书局参加标点宋史工作,为期六七个月。六八年北大两派武斗,也都揪斗反动权威,我也被列入这一行列,因而被牵入牛棚,一住半年有余。六九年冬,北大在江西建农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教职工都去参加劳动,我也是其中之一。七一年六月调回北京,立即投身到“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工作,去冬且曾与古代史教研组全体同志带领一个试点班的学员到明陵旁的农村中进行明末农民战争史的教学。我们在七〇、七一两年内的教学,受极左思潮干扰最甚。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立足现实,追溯历史”。今春以来即对此展开批判,迄今“批、肃、划”的工作尚未结束。

    你若有来京机会,极盼能来北大一谈。万个话题,不可能在信上写出也。

    专此,即颂

    著祺!

    邓广铭十月廿二日

    此信札据内容推测,当写于1977年左右,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告结束。邓广铭先生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受到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先生赏识,专研宋史,撰写《稼轩词编年笺证》擅名一时,抗战胜利后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秘书,在学术界地位颇高。主要著作有《邓广铭治史丛稿》。“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辛弃疾传》、《辛弃疾年谱》、《王安石》、《岳飞传》,《邓广铭全集》。这封信札中的自述道出了邓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与心境。

    二

    我曾在广州旧书店购得一本旧书,邓先生《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印本,上有香港《大公报》编辑马文通先生一行题记:“马文通藏书1976.1.17.广州北京路新华书店。1967在北京中华书局曾与邓广铭先生邂逅,书以志之。”上钤“马文通藏书”白文印一方。这也是邓先生惟一一部完成于“文革”期间的传记,但不知为什么在致杨廷福信札中没有提及,也许是涉及批儒评法吧。其实,我认为,在邓先生的六部传记中,这本《王安石》写得最好,尤其是书的十一章“十年的退休生活”写得最为传神动人,文字功真是古今一流的,堪称胡适开创于北京大学的传记文学嫡传,让我们征引若干片段以飨读者:

    王安石在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第二次罢相之后,即回到江宁府去居住。在最初他虽还有一个“判江宁府”的官衔,但他一直没有到知府衙门去视事,到第二年的六月,他连这个官职也辞掉了。到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之日为止,他在江宁居住了将近十年光景。

    王安石在第二次罢相归去之后,就在江宁府城东门和钟山的正中间,一个叫做白塘的地方,修盖了几间房屋,种植了一些树木,并且凿渠决水,把经常积水的洼地疏浚为池塘,稍稍做成一个家园模样,并即取名为“半山园”。

    半山园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土骨堆,相传是东晋谢安得故宅遗址,一直还被叫做谢公墩。这是王安石经常跑去的地方。在那里摩挲着满生苍苔的石头,想象着谢安当年完成的事功和在这地方居住的情景,他每每流连忘返。

    王安石经常出游于江宁附近各地,有时骑马,有时骑驴。马是赵顼赠送与他的,驴是自己买的。还雇用了一名牵卒。后来马死掉了,便专骑小驴。有人曾向他建议说,老年人出游最好乘肩舆(轿子),他不肯这样做,并且回答说,“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人代畜者。”有时他也喜欢乘坐江州车,自己坐在一厢,另一厢由同游的朋友坐,如无游伴,便由僮仆坐。

    他每次出游,全都是随随便便,没有任何排场,对于风吹日炙,也全不在乎。

    钟山有一座佛寺,名叫定林寺,距离半山园较近。凡是不到别处旅游的日子,王安石就到定林寺去。那里有专供他居处的一所房子。王安石经常在这所房子里读书、著述,或者接待来访的客人。著名的书法家米芾就是在这里与王安石相识的,他为这所房子取名为昭文斋,并当场写了这个斋名。有名的画家李公麟为王安石画了一张神采逼真的画像,也是悬挂在这个昭文斋中。

    然而,毕竟是一个罢了官的人。退休在江宁的王安石,对于过去的政敌,例如对于因反对新法而受到贬谪的苏轼,当他由黄州北迁而路过江宁时,王安石竟把他当作知心朋友相交加以接待了。这时候的王安石,不但对于苏轼只谈论一些与“诵诗,说佛”有关的话题,对于另外一些到半山园或定林寺来访的人,也大都是谈论一些同样的话题,基本上是不大议论时事的。

    但这只反映出,在王安石的生活当中和思想当中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这种谈论诗文,说佛味禅的生活,只是表明了这矛盾的一个方面。更确切些说,这只是他对待政治见解完全不同的人们的一种应酬办法。像王安石那样一个勇于担当变法重任的法家人物,他是不可能对于现实政治、国家命运和人类前途漠不关心的。只有对于政治上、思想上真正志同道合的人,他才乐于与之谈论这样的问题。

    元丰七年(1084年)的春季,王安石害了一场重病,有一次甚至昏迷达两日之久,多方疗治,才得痊可。

    元丰八年(1085年)的三月,赵顼去世了。王安石写了诗哀悼他,同时也十分担心政局的变化。他只好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翻阅书册上去,借以排遣自己的忧思。到他听到司马光拜相的消息之后,他的担心更变成了忧惧。他不但时时以手抚床,高声叹息,有时更绕床终夜,不能成眠。亲朋见其如此,便尽可能不使他听到北宋政府废罢新法的一些举措,但也无法长久隐瞒得住。当他闻悉废罢市易、方田均税和保甲诸法时,还能强作镇定,及知免役法也要废罢,王安石再也禁持不住,愕然失声地说道:“亦罢至此乎?”停了一会儿又说道:“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

    免役法的废罢和差役法的复行,是元祐元年(1086年)春季的事,其时王安石已在病中,继此之后,从开封传来的种种消息,都使他更加忧心如焚,无法排遣,其病情便也日益加重。到这年的四月初六,这个老年人便与世长辞了。

    三

    该书后记中邓先生自我批评的一段话也格外引起了我的注意:

    多年以来,我虽置身于历史工作者的行列,然而,由于我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这样,我所搞的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我过去所写的几本历史人物的传记,就正是最确凿的证物。

    唯心史观的最通常的表现,是认为英雄豪杰们创造历史,是崇古的观点和思古之幽情。而这些,也全是我的极大病痛之所在。在我所写的那几本传记当中,对于那几个历史人物,既很少进行阶级的分析,也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而只是着力把他们描绘成具有旋转乾坤的伟力,创造时势的英雄。而在每次写作的过程当中,我有时又不免发思古之幽情,甚至象戏剧家所要求于演员们的“深入角色”那样,我常常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拉回到几百年乃至千余年前的古代去,神游古国,以便于去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把他们的悲喜爱憎作为自己的悲喜爱憎。一句话,我是把这几本传记当作封建时代那些历史人物的自我表现来述写的。既是如此,我就只能站在那些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去,对于哪些是应当吸取的民主性精华,哪些是应当剔除的封建性糟粕,便不可能恰当地加以分辨了。

    多么沉痛的话语!今天读起来,其实正是邓先生这几本历史人物之所以写的引人入胜的方法论所在。这也正是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说治学方法的贯彻与实践:“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出于同一境界,而对于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由以上论述看来,邓先生平生受胡适、陈寅恪影响最钜!

    笔者浪迹史学界三十余年,尝听宋史界的朋友们谈起邓先生的趣闻轶事。如邓先生喜喝茶,后学送好茶叶来,例做长谈。邓先生才高,学历史的,辛弃疾词做得哪样好。邓先生早年经陈寅恪先生品题,身价倍增。加上胡适先生器重,如果不是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革,前程不可限量。邓先生骄傲得很,杨向奎先生曾这样品题自己的几位北大同窗张政烺、邓广铭、傅乐焕先生:“政烺不政、恭三不恭、乐焕不乐!”意思是张政烺治上古史,钻入故纸堆,对政治不敏感;邓广铭字恭三治宋史,才高骄傲,并不谦逊;傅乐焕治辽史,因有叔父傅斯年这个历史包袱,整日泱泱不乐,“文革”中投湖自杀。这三个人的个性与自己的名字并不相符。此外,邓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有两处过于固执的地方,一是说宋江没有投降,二是说均田制子虚乌有。

    ◎曹旅宁,历史学者,著有《秦汉魏晋法制探微》、《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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