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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是德国历史的必然产物?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1月17日        版次:GB13    作者:黄夏

    《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德)约阿希姆·费斯特著,陈晓春译,新星出版社20 16年1月版,定价:35 .00元。

    《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 9 6年4月版,定价:80 .00元。

    黄夏 自由撰稿人,上海

    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译成中文不足十万字,探讨的却是德国历史传统与民族精神这样的大问题。当然,费斯特没有开宗明义谈这些问题,而是通过展现纳粹德国1945年5月7日正式投降前半个月的高层“实录”来触及这些问题的。是年年初,希特勒把指挥部搬入帝国总理府地下防弹室,出入其中的德军将领、文职专员和后勤人员的口述构成了“实录”最主要的材料来源。

    这些“实录”给人的一个印象便是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纳粹高层对德国的控制越来越弱。随着经济、通讯、情报、军备等条件与设施的日趋崩坏,以及希特勒与其他高级领导人间的权力斗争加剧,组织系统严重失灵,照理来说,纳粹已无太多优势资源可以调动并投入战争,战争也会以相对温和的方式画上句号。可为何攻克柏林一役仍让苏军付出阵亡30万人、德军阵亡4万人的惨重代价?为何德国很多地区尤其是如柏林这样的大城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以至战后初期柏林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战地废墟旅游景点之一?费斯特写道:“直到显然早已溃败的帝国进入最后的抽搐前,似乎还有一个左右着的力量在运作,它不仅使战争延长,而且让这个国家完完全全地崩溃。”

    我们来看看,这个“力量”所指何物。1944年秋,已经意识到战争必败的希特勒发布了一系列自称“尼禄命令”的指令,亦即把在东线和西线回撤时多次使用的“焦土”政策也应用到德国本土上。他下令摧毁所有能维持德国人生存的设施,包括工厂和供电设备、下水道、铁路、桥梁和农舍,贵重的艺术品和历史建筑,以确保其不落入敌军之手。面对必然产生的大量难民问题,希特勒宣称必须“疯狂地进行战斗,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顾及百姓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他要求15到70岁的男子全部入伍,违者处以死刑,并抓捕“变节者”,枪毙那些屋顶上插白旗的住家中的所有男子。1945年4月,希特勒拒绝撤离并下令坚守柏林,其时首都水电供应紧张,但“凡用电烧水煮饭的,一律判处死刑”。400万柏林居民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成了盟军军事打击的靶子和希特勒帝国覆灭前的祭品。

    因而问题便是,希特勒为何以“尼禄命令”为荣并不假思索地付诸实施,以及该命令在多大程度上与德国历史相关?二战结束以来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将希特勒政权视作“德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把希特勒的思想渊源追溯至浪漫主义和古典时代,指出德国的文化既脱离现实又高傲地蔑视政治,“还有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非自由元素、极权主义国家反射性作用,以及并不少见的专横的权力精英们身上显现出来的严重的反动秉性,以至德国的市民阶层根本没有机会发展一种市民阶层的自我意识”。一言以蔽之,德国社会和政治结构先天即已蛰伏“前期极权主义”,希特勒不过是其自然而然的产物罢了。

    费斯特对此作了保留。他认为在德国历史传统与希特勒政权之间作出联系,有其意义,但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所谓“前期极权主义”并非德国独有的现象,“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里,至少是在欧洲大陆的每个国家里,是找得到可资比较的情况的”。我们充其量只能说,“由于这个国家的特殊发展,反对他(希特勒)崛起的力量丧失了活动能力”,而不能说,由于这个国家的原因使希特勒的激进政策成为必然。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希特勒的崛起与德国历史的契合点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比起二三十年代其他与之同样激进的运动,纳粹政权更加激进且惨无人道?

    费斯特为我们划出了希特勒与德国历史之间的契合点,亦即他的崛起呼应了一战战败之后,广大德国民众因民族情绪受挫、通货膨胀导致生活贫困、世界经济危机造成就业低迷等原因而对魏玛共和国的强烈不满。希特勒摆脱《凡尔赛和约》体制、承诺就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纲领和铁腕手段,迎合了民众的诉求。费斯特认为,希特勒与德国历史的契合点就到此为止。或者退一步说,他的领土扩张政策还尚能在德国历史上找到渊源,但他通过种族清洗建立一个完美乌托邦和新纪元的设想,和认为世界生了病、需要进行血液更新以“拯救地球”的计划,则“超越了所有迄今为止被称为帝国主义贪婪性的东西”,与俾斯麦、腓特烈大帝无关,与德国中世纪时期的皇帝们更是扯不上边。

    这为希特勒及其党羽所独有而不融于德国历史的东西,费斯特分析有二,一是希特勒的赌徒性格,他以一己之私欲强加给整个德意志民族,毫无政治责任感可言。第二个东西更为重要,那就是希特勒对德国“民族精神”的滥用。费斯特指出,希特勒“尼禄命令”的实施,与其批判(实则是推卸责任)德国人民在战争失利时的“意志不坚、抵抗不力”相关。早在1941年11月进攻苏联期间,希特勒就宣称德意志民族如果“不是足够的强大和勇于献身”,它的血“不去为它的生存而洒”,那么它活该“消亡和被消灭”。1945年3月,他为“尼禄命令”辩护说:“这个民族(德国)被证明是个弱者,未来最终属于更强大的东方民族。不管怎样,这场斗争以后,留下来的只是劣等人,因为优等人已经被杀害了。”

    希特勒对德意志民族恨铁不成钢的“爱”,不仅反映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又隐含着对“民族性”以偏概全的认定(“英勇的悲观主义”)。要么是由于无知导致误判,要么是有心利用的政治策略,“民族性”都被希特勒赋以一种单向和唯一的内容。其结果就是,统治者拿一个抽象的、人造的、原本就很含糊的概念,去套弄在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着不同思想、个性和追求的具体的人身上,并以集体的名义要求牺牲。而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些人虚构出来又被另一些人用以绑架全民族的工具,德国民众的“陪葬”正是它的直接体现。

    为“民族性”下定义是一个困难而冒险的举动,费斯特戏称其为“将宣传性的文字加工为小钱币”,历史并不久远而功过尚难厘定。作为一本小书,《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没有展开细说,但其结尾之处,正是我们深入思考的起始。费斯特可谓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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