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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在1964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1月17日        版次:GB14    作者:季季

    1964年6月,“皇冠基本作家”游太平山,左起:段彩华、平鑫涛、琼瑶、聂华苓、季季、司马中原、司马桑敦。朱桥 摄

    □季季

    去年11月9日凌晨两点多,聂华苓之女蓝蓝从纽约传来一信,其中几句提到母亲近况:

    “她今年记忆力的退化速度很快,体力也在衰退。我常来爱荷华。现在雇了人每天来两个小时,她喜欢一个人自在的在这个屋子里。……”

    过了十小时,深夜1 2点多,聂华苓也从爱荷华来了信。

    季季:

    我很高兴诗人陈克华在2016年来爱荷华。

    现代诗兴起于台湾。怎么现在台湾诗人很少?作家多写小说。

    华苓

    简短几句,重点清晰,依然是我1964年初识她时的明快爽利。

    回看最初的历史现场

    聂华苓与我母亲同龄,我尊称她“聂阿姨”已逾52年。我母亲因血管型失智,十年前住进安养院请专人照顾,和七个子女的对话唯有凝望与微笑。聂阿姨则至今还能自在地享受独居之乐,并能上网掌握世界大事,和各国文友通信,了解文坛与作家动态。如果我母亲能像她这样,该有多好。

    聂阿姨出生于1925年2月3日(农历一月十一),即将迎接九十二岁诞辰。她的作品,她与保罗·安格尔的爱情,他俩合创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贡献,五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文学界流传。她在回忆录《三生三世》里也详尽地书写了大半生艰辛、奋发、迁徙的历程。她的那些曲折、激昂、温暖、震撼人心的故事,毋庸我再赘述。1964年初夏,在台北结识聂阿姨后,我们又在宜兰、爱荷华、云南、台北等地,在她家客厅、文友客厅及山林田野之间与文学界友人聚会无数次,畅谈各种正经的文学话题或不很正经的八卦笑话;也曾与李欧梵、黄春明、尉天骢、陈映真等十人,坐在往高山回旋而上的小巴里,一路唱歌七八小时到达香格里拉……在这些我们同处的历史现场里,于我最为珍贵的是1964年初夏的初识。

    走入《自由中国》员工宿舍

    1964年3月,我从云林农村到台北开始职业写作生涯。6月,《皇冠》发行人平鑫涛签约第一批“皇冠基本作家”,19岁的我有幸与聂华苓、朱西宁、琦君、高阳、司马中原等十三位前辈同时并列。6月18日,平先生与当时的夫人林婉珍在台北松江路新台北大饭店设宴欢庆。我这个乡下人首次走入灯火辉煌的大饭店吃江浙菜,见识了平先生上海人的排场及美丽优雅如英格丽·褒曼的平太太。最让我惊艳的则是聂华苓,白高跟鞋配深蓝旗袍,身材苗条五官妩媚且笑声朗亮,是整场晚宴的焦点。甜点与水果上桌时,她说饭店离她家不远,邀我们吃完走几分钟去她家喝茶聊天。

    走出饭店已九点一刻,多位前辈说要赶公车回家,明天还得上班呢。只有我这个乡下人,满心好奇地跟着琦君、司马桑敦、高阳去了她家。那时,我读过一些同席前辈的作品,了解他们是“外省人”,但对他们的身世背景并不清楚。譬如聂华苓,只知她在台大教书,出过一本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随着她走入松江路124巷3号的日本房子时,还以为那是台大宿舍呢。

    然而在她家坐了半小时,我知道我错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告辞,聂华苓留给我的印像,已不仅仅是“苗条妩媚”与“笑声朗亮”。———原来,她也会叹息,也会皱眉,也会骂人……

    那年她女儿晓薇已上中学,晓蓝也将小学毕业,出来见了客人又回房间做功课。“本来我母亲跟我住的,我是大女儿嘛,”聂华苓指着墙上的两幅照片,“唉,先是我弟弟开飞机失事,两年多前我母亲也癌症走了。唉,反正《自由中国》出事后,我家也出事了……”她没提到先生,倒是约略说了些我从不知道的《自由中国》停刊事,还特别提到台静农对她的知遇之恩:“要不是台先生请我去台大教书,我们母女的生活就更惨了!”

    在铺着榻榻米的客厅喝着香片茶,听着她与三位前辈聊来聊去之间,我才知道这日本房子是《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向省政府租来做员工宿舍的;1949年她到台湾不久就住进这房子与殷海光、傅正等人为邻,同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班。殷海光结婚育女后,1956年搬去温州街台大宿舍,傅正则一直住到1960年9月4日,与雷震、马之骕等四人因“涉嫌叛乱”被捕,《自由中国》停刊。

    “听说雷震有……有侧室,”司马桑敦顿了一顿,委婉地问道:“是……是真的吗?”他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刚从东京回来。“唉,”聂华苓叹了一口气,“听说生了四个呢,好在雷太太有气量,雷先生被捕后,都靠她一份监察委员的薪水养两房孩子,琦君,你来我们编辑部的时候见过雷太太的嘛。”

    “是啊,是啊,我们给《自由中国》写稿的人都很尊敬雷先生,也尊敬雷太太,”琦君笑着对我们说,“我去《自由中国》办公室送稿给华苓,和雷太太见过几次,现在听华苓这么说,才知道她不但气质好,气度也很让人佩服。”

    “雷太太可不是普通女子,她年轻时曾到东京帝大留学,应该是很识大体的。”司马桑敦是东北人,身材高大,言行则一派斯文。

    那个初夏的夜晚,我睁着天真的眼睛,听着一堂从没上过的历史课。原来,聂阿姨到台湾第一年就住进这座《自由中国》员工宿舍。原来,在我们走入那日本房子之前的几年里,她的生命周遭已经围绕着那么多复杂而奇异的故事。

    只是,那个晚上,我们谁也不知道,再过几个月她就要离台赴美,她的生命又将发生许多曲折感人的事。当然,我们也没料到,那座日本宿舍在未来的城市现代化中面临的悲惨命运。

    《自由中国》宿舍成了地铁站

    聂阿姨赴美后,曾因翻译毛泽东诗词被列入“黑名单”,二十余年不得返台。1987“解严”后,《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特别邀请他的中央大学学妹聂华苓首次返台,安格尔陪同前来。那是1988年5月,我任“人间”副刊主编,负责接待他们的行程。除了参加IW P在台同学会、去温州街台大宿舍拜访台静农、在外双溪朱铭家欣赏木雕、在八里蒋勋、林怀民家夜谈,还去了新店空军公墓祭拜她母亲及弟弟。最重要的是去木栅沟子口拜访雷震夫人宋英,她站在庭院指给我们看特务在四周安装的探照灯,并去南港“自由墓园”为生前死后长相比肩的雷震、傅正献花行礼。

    意外的是,过了一个多月,老友康芸薇来电,说她中学同学雷美琳有一批与父亲通信的“狱中家书”,希望能在“人间”副刊发表。“雷美琳住在美国,”康芸薇解释道:“她父亲就是雷震。”

    啊,雷震的女儿!我心里震了一下。

    1970年雷震出狱时,四百多万字回忆录被新店军人监狱扣留。后来要求返还,狱方却说已予焚毁。那年宋英向监察院提案重启调查,新闻正闹得沸沸扬扬,“雷震狱中家书”在“人间”副刊陆续发表,轰动海内外。入秋后雷美琳自美返台,来电话约我去看当年旧家,希望以后能做“雷震故居”。我以为要去木栅,就说五月已去过,她却说不是木栅,“是在松江路124巷”。

    我不好意思拒绝,趁黄昏上班前坐计程车赶去,雷美琳在巷口等我。“就在三号,很近的。”她说。

    往前走去一看,咦,那日本房子有点眼熟啊?对了,不就是我十九岁来过的、聂阿姨、殷海光、傅正住过的《自由中国》员工宿舍吗?

    “1964年6月我来过这里。”

    “是来聂华苓家吗?”

    我点点头。

    “聂华苓去美国后,我们才搬进来。”

    那日本宿舍的屋檐有点坍塌倾斜,天空夕照绯红,几只粉鸟在屋顶漫步,偶而探头凝望我们两个陌生女子,细小的眼睛不停闪着问号。

    “我爸出狱后,常来这里见一些党外朋友,”雷美琳说,“我妈和我弟还住在这房子里。”

    原来,她是司马桑敦所说的“侧室”的女儿。

    2011年台大举办“聂华苓学术研讨会”,香港导演陈安琪正在拍《三生三世聂华苓》纪录片,有天聂阿姨来电说,要带陈安琪去拍她住过的松江路《自由中国》宿舍,“你刚来台北的时候不是去过我家吗?你记不记得那地方?”

    我很少去松江路那一带,隐约记起宋英2001年百岁辞世后,新闻报道那日本宿舍附近将设捷运站,可能会被拆除,“侧室”子女要求政府保留为“雷震故居”,但审议委员认为雷震出狱后与“正室”宋英所居且被长期监视的木栅家才是名符其实的“雷震故居”;而宋英1992年随其子雷德宁移民美国后,故居已拆除改建。

    总之,“侧室”子女请愿未成。但我不想对聂阿姨说这些“正室”与“侧室”的旧事,只简单对她说:我记得那地方,去看看吧。

    陪聂阿姨回到松江路124巷,只见周边不是工地就是高楼;在巷内走来走去找不到3号,也看不到一幢日式平房。聂阿姨四下张望,神色茫然地呢喃着:不对不对,不是这里,季季,你是不是记错了?这里没有3号啊……

    我去巷口问旁边的店家,年轻店员都摇头说不知3号在哪里,后来问到一个年长的大楼管理员,他出来指着巷口的大楼说,3号已经拆掉了,在那栋大楼底下变成捷运站了……我向聂阿姨解释“捷运”就是地铁,她有点嘲弄地轻笑了一声:“嗨,《自由中国》宿舍变成地铁站了。”那一站如今是南京松江站。

    太平山隐形眼镜失踪记

    回头再看1964年初夏。平先生请我们吃饭那晚,特别提到“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朱桥,说他这人很热心,有意为“皇冠基本作家”安排三天两夜的太平山旅游。有些作家事忙,只有我和聂华苓、司马中原、司马桑敦、段彩华、琼瑶参加。琼瑶夫婿马森庆(笔名松青,当时尚未离婚)也同行。

    6月23日我们在罗东参观贮木场,午餐后去土场坐蹦蹦车上山,抵达太平山已近黄昏。下车后先经过一排日本时代留下来的、低矮的林务局员工宿舍,再上到“太平山招待所”。那是两层木造楼,铺着榻榻米,二楼通铺旁还隔了个宽敞的房间,靠墙放一张有弹簧垫的大床,说是陈诚来考察时睡的。朱桥说:那间套房给你们三个女生睡,我们五个男生睡外面保护你们。也因那晚的同床之谊,睡前聊天时知悉聂华苓与我母亲同年,此后即尊称她“聂阿姨”。

    第二天早上,聂阿姨起得最早,去隔壁盥洗间不久却传来一声高亢的“唉哟,怎么搞的”,我赶紧跑出去一探究竟。

    “季季,我右边的隐形眼镜不见了,”聂阿姨神色有些慌张,“现在我看不清楚啦,你帮我找找看好不好?”

    呃,眼镜还有“隐形”的?我这乡下人第一次听到,傻傻地不知从何找起,跑去大通铺向平先生和朱桥报告,请他们帮忙。

    盥洗间在外面走廊旁,洗手台上方贴着化妆镜,地板则铺着长形木条,每条间隔两公分,架高离地约五公分。聂阿姨说,她洗完脸要装镜片时突然失手滑落了一片,也许掉入木条缝隙里了。招待所人员拿来手电筒,朱桥弯下腰,立起木地板,聂阿姨紧张地说:“你小心呐,可别踩碎了。”朱桥说:“聂老师,我没看过隐形眼镜,不过您放心,我会慢慢找。”聂阿姨说:“隐形眼镜就是比指甲还小的,透明的,圆圆的,有点像玻璃的,一片小小的东西嘛。”司马中原在一旁笑道:“我们聂大姐最先进啦,美人嘛,就是爱美。”聂阿姨拍他手背道:“小司马你真调皮,我都紧张死了你还开我玩笑,你该学学大司马,你看人家多斯文。”———从土场坐蹦蹦车上山途中,段彩华就建议说,为了称呼方便,司马桑敦简称“大司马”,司马中原则称“小司马”。

    朱桥戴着重度近视眼镜,拿着手电筒转来转去搜寻,一束微光上下左右闪烁,过了大约两分钟,喊出一声:“啊,在这里,找到了,找到了!”他拈起镜片,放在掌心站起来,恭敬地捧着走出来:“聂老师,这是您的镜片吗?”她接过镜片高声道:“谢谢你啦,朱桥,你真是个好人!”然后对掌中的镜片娇嗔道:“你这个坏东西,想逃走啊,害我虚惊一场。”说完哈哈大笑,我们也笑着为她鼓掌。

    “那棵树活了一千年,我们人能活多少年?”

    结束“镜片惊魂记”,轻松吃过早餐,林务局人员陪我们坐蹦蹦车上山参观伐木。太平山有多条轻便铁道,便利蹦蹦车载运员工上山伐木,并把木材载下山转运到基隆港,出口赚外汇。林务局人员说,人工砍伐太慢了,他们伐木已经现代化,伐倒一棵千年桧木,“用电锯只要五分钟”。为了证明所言不虚,电锯霎时启动,木屑与桧香齐出,果真五分钟就见千年木“砰”一声倒地,我们也震惊得“啊”了一大声,一个个冰着脸无言以对。

    林务局的人一路陪着我们,回到招待所进入“副总统套房”后,聂阿姨发飙了:“莫名其妙,一千年的树呀,请我们来参观这样的杀树活动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呀?”

    琼瑶也生气地说:“就是嘛,还说只要五分钟,好神气啊!”

    我则傻呼呼地说:“千年树五分钟才倒地,如果是我们人啊,大概两秒钟就倒了。”

    聂阿姨又哈哈大笑起来:“季季,你这个野丫头也是好调皮,可是你想想,那棵树活了一千年,我们人能活多少年?”

    聂阿姨那年39岁,琼瑶26岁,我19岁,三人年龄加起来还不足百岁;她的话真是一针见血。人之至寿者仅百余年,哪能跟那棵根系广布,枝干粗壮,饱汲了天地精华的千年树相比?

    ◎季季,台湾著名作家,1945年生。曾任《联合报》副刊组编辑;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副总编辑;台湾《中国时报》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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