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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和较真儿

——— 关于《汪曾祺集》的校订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1月10日        版次:GB15    作者:李建新

    《汪曾祺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近期推出。

    李建新 编辑,河南郑州

    说“校订”,有点煞有介事。汪曾祺的作品有其特殊性,普通的校对标准有的适用,有的并不太合适。近几年来,在编校汪曾祺文集的过程中,摸爬滚打,反反复复,对一些具体问题稍有心得,不揣浅陋,写下来就教于方家。

    所有出版物中的差错不外两个来源:一、作者的笔误;二、出版流程中产生的错误。如果强调编辑、校对的责任,作者的笔误也应该在编校中一一排除,实际却无法全部做到。而且,出版流程中还可能产生新的差错,譬如原稿转换为排印文本时的无心之错,编校者处理稿子时因自身局限改是为非,等等。所以,绝对化的零差错只能是无限接近的目标。具体到汪曾祺的著作,现今流传的版本中,累积了各种形式的问题,有的甚至是一直沿袭下来,从未订正的。虽然“无错不成书”,我编这几本《汪曾祺集》,还是想尽力把硬性的差错压缩到极限;但是,因为面对普通读者,又不想在书里增加很多注释,搞“会评会校”,那样显得过于学术化,且会对阅读产生干扰。

    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即根据自己的编校经验,把自认为不正确乃至不合适的问题一一订正,当时很自信,觉得只要足够认真,十全十美并不难。慢慢地,遇到一些不好决断的问题,再回顾自己的“成果”,满不是那回事,渐渐消除了校对的“洁癖”,“宽容”了很多。

    之所以宽容,是逐渐认识到:其一,语言的精准自有其规律,尤其作家对于语言的创新性探索,不能以一般性规则死板地框范围;其二,原始信息湮灭等客观原因,限制了对某些问题的彻底解决,过分的修改反而不如维持现状。

    “悉率”

    校对汪曾祺的早期小说《复仇》时,有一句话是:“小草的叶子悉率弹了一下,一个蚱蜢蹦出去。”我没有任何犹豫,就把“悉率”改成了“窸窣”,以为是形近字的误植。后来读张爱玲的一本小说,也有用“悉率”形容声响的,便怀疑起自己先前改过的这个句子。拿“悉率”这个词去查,问了很多人,都没有明确的结论。有一次听《咬文嚼字》的主编郝铭鉴先生讲课,又上前请教,郝先生说象声词可以不必严格地规范字形。汪曾棋的文章里确实有不少别人不怎么用的象声词。小说《老鲁》中,描述走山路挑水的声响,“山上风景不错,可是冷清得很,一个人挑个水桶,斤共斤共,有甚么意思?”“斤共斤共”更不可能在别处找到书证,但凭什么说作者这么写就不对呢?如果不合适,用哪个词来替代更合适?作家的叙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象声词也是描述个体感受到的声音。

    吕叔湘先生的《语文杂记》,有一则谈到了“一个”、“这”、“那”的重复问题。并举出一些例句,如:“当时便叫身边一个知心腹的一个道人,唤做清一”(《清平山堂话本》)。“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红楼梦》)。“王庆接了卦钱,对着那炎炎的那轮红日弯腰唱喏”(120回本《水浒传·序》)。针对这种现象,吕先生总结道:“为了意义的表达,这种重复并无必要,因此虽然有这么多的先例,毕竟是不足为训。可是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例子,可见不能完全归咎于作者的粗心;在这背后有更根本的原因———两种可能的词序所引起的心理冲突。”

    读到这一则杂记,想起汪曾祺《老鲁》中的一句:“大概是哪个来了从前队伍上的朋友了。”如果根据一般的校对习惯,应该删去后面的“了”字。但从口语角度考量,多一个“了”字也未必就是硬错。汪曾祺的文章,化用口语是很鲜明的特色。另外,有的方言用字本来就没有确定的写法,如果非要坚持规范,那一口“活气儿”就荡然无存了。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过分追求字句的整饬未必是好事。刘勰《文心雕龙》云:“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汪曾祺的作品中那一团氛围、一种气韵,完全用所谓语法去规范,可能就神采顿失。

    我逐渐认识到,文本中的对与错并不是黑白分明的,那么,不是“百分之百黑”的差错,就要容许存在。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语言的丰富性及作家独有的创造,可能都存在于灰色地带。对编校的实际影响是:将挑错者的身份,改换成为作者辩护的“律师”。

    对于有确切证据(如作者手稿)能证实有误的问题,当然一一订正;对于无法确认且并非硬伤的问题,则保留“时间的痕迹”。

    “当做”

    若干年前,在工作中遇到一个疑问:《现代汉语词典》中把“当做”当成首选词,写“当作”就要判错,而另外一个词典刚好相反。上级部门检查编校质量,将《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最高标准。我打电话向国家语委的一位专家请教,他说自己曾查阅过吕叔湘先生的著作,“当做”、“当作”两种词形都有,前者占到80%,后者占20%,但这并不说明哪个对哪个错,只要在文本中保持一致就行了。

    “当做(当作)”之类的异形词,在汪曾棋著作中也是很多的,且初刊本不尽一致。我最终是以局部(一篇为单位)统一的方式处理。因为作者的手稿中可能两种词形并存,在报刊发表及结集成书时,经手者也可能做当时以为最准确的修改(就“当做”和“当作”哪个作为首选词而言,《现代汉语词典》已经翻烧饼一样颠来倒去好几次),在无第一手资料证明的情况下,没必要强求一律。我以为这是科学、负责任的做法,保留这样的原始信息,也是对作者和后来的读者负责。

    不妄改,并非对客观存在的错误坐视不管。所谓的宽容,是在“于不疑处有疑”,凭证据谨慎校订的前提下进行。

    “银五半半”

    汪曾祺著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引文差错,大约是他凭记忆写下,编校者疏于核对,就一直将错就错地流传于各个版本。有的问题,是第一次刊出时失校,后来者没有可以对勘的文本,也一直错下去。有一篇很短的小说《侯银匠》,因为拿到了作者的手稿复印件,和书中的文本一比较,才发现许多需要订正的地方。汪曾祺生前,这篇小说只收入了1996年版的《矮纸集》,后来的版本都是这一出处。小说里,侯银匠的女儿侯菊对他说:“你那些银首饰都过了时。现在只有乡下人才戴银镯子、发蓝簪子、点翠簪子,我往哪儿戴,我又不梳纂!你那些银五半半现在人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仔细辨认手稿才能发现,“银五半半”原来是“银五事”,作者在“五”字后先写了一个字,又用笔划去,后面再补一个“事”,因为字迹有点草,估计排版者当成了两个相同的字,想当然地造出一个词“半半”。

    “焖饭”

    同是这篇小说,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多年,也因为看到手稿才搞清楚。作者写侯菊很能干,出嫁后在婆婆家什么事都拿得起放得下,“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各人吃菜爱咸爱淡也都不同。侯菊竟能在一口锅里煮出三样饭,一个盘子里炒出不同味道的菜”。二十年前第一次读到这篇小说,我就不理解“硬饭”、“软饭”、“焖饭”怎么能并列,“硬饭”和“软饭”难道不是“焖”出来的?仔细辨认手稿,才发现“焖”字原来是“烂”。作者书写有时繁简混用,但此处又不是繁体字“爛”,而做了类推简化,左边写作“火”,右边是“阑”。“硬饭”、“软饭”、“烂饭”,指饭的三种软硬程度,逻辑上就完全通顺了。

    举出以上实例,只是想说明所谓“较真儿”的态度和方法,在汪曾祺作品中,需要多方查询、斟酌订正的地方自然还有很多。

    ,抵达的是同一目的,即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尊重,对读者的尊重。

    汪曾祺无疑是当代作家中语言讲究到炼字程度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为数并不多。因为喜欢他的作品,数年来,用锱铢必较的方式校订他的小说和散文,一度也怀疑,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意义?某一天,在豆瓣社区的汪曾祺小组看到一个帖子,发帖的网友号召大家写出读汪曾祺文章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有一个跟帖是《受戒》里的句子:“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看到这个跟帖我既感吃惊又觉欣喜,因为我同样留意过这个“也”字。《受戒》的前半部分,花了不少笔墨写明子出家的菩提庵,庵里的和尚和世俗人家没有什么不同,有娶老婆的,有打牌赌博的,过年庵里还杀猪,“猪也 是 没 命 地 叫”。这 个“也”字意味深长,细细读来才能体会。只要有这样的读者,无论有多少位,下功夫校订汪曾祺先生的书就不算白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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