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模因”的歧路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1月10日        版次:GB14    作者:张经纬

    《文化的进化》,(英)凯特·迪斯汀著,李冬梅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10月版,42.00元。

    延伸阅读

    《自私的模因》,(英)凯特·迪斯汀著,李冬梅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4月版,48 .00元。

    张经纬 学者,上海

    独树一帜的“模因”

    说起基因,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大多耳熟能详。再不济的,也听说过“转基因”。1976年,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出版了一本名叫《自私的基因》的著作。此时正值基因研究如日中天,人们对新兴的基因研究赋予极大期待,希望通过基因研究,能解开人类从生理到心理,乃至外在行为的一切奥秘。道金斯结合基因所具有,能实现生物体自我复制的特征,进一步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人类文化的发展、进化过程中,也存在类似基因的基本单位。他还给这个基本单位起了个与基因(gene)相对的名字“模因”(meme),含义是一个能传达“文化传播单位”概念的名词,顾名思义,就是能够描述“模仿”行为的一个单位。他还举了很多关于模因的例子,“旋律、观念、宣传口号、服装的流行、制罐或建房子的方式”,在道金斯看来,这些文化元素的传播,就认同基因作用于生物体一样,是人和人之间通过模仿实现复制的。

    更重要的,道金斯是一本正经地提出了“模因”概念,而远不是从比喻意义上给出了一个关于文化的修辞。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这个概念由于缺乏明确的“所指”,就与学术主流渐行渐远。直到20多年后,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摩尔1999年出版的《模因机器》(中译本题为《谜米机器》)一书,才将这个概念重新提起。

    在此之后,模因似乎渐有回暖之势,英国哲学家凯特·迪斯汀在21世纪初出版了向道金斯原著致敬的《自私的模因》(2005)。她在2011年写作了另一本名为《文化的进化》(以下简称《进化》)的作品。试图从另一个有限的角度来陈述与“模因”有关的文化进化理论,并提出了“人类文化是由作为其代言人的人在文化信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观点。

    迪斯汀在《进化》附录中坦承:“有人认为模因的说法不科学,带有臆测的成分,也受到饱受其非议的所谓生物进化观的玷污”,令其在使用概念,甚至用之解释“文化”时都不得不倍加小心。那么,这反而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它为何遭受质疑?

    首先,迪斯汀表示了,以她为代表的进化语言学家/进化心理学家所使用的“文化”一词,并非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这个文化包括“旋律、观念、宣传口号、服装的流行”,但不包括食物生产、分配方式、皮毛加工、婚姻制度等等具体的物质层面,换句话说,迪斯汀的“文化”只针对那些文化中可以符号化的部分,用她的话说,即所谓的“信息”。而所有的信息,就可以借助语言加以表达(哪怕是如黑猩猩被教会的手语),这样她就避免了把文化放在一个无法掌控的范围内的讨论。

    其次,她要面对的真正问题是,这一种“信息化”的文化是如何进化的。作为道金斯的拥趸,她再度借助了前者的逻辑。在《自私的基因》中,道金斯认为基因进化的原则就是“自然选择”,有利于生物种群繁衍的基因获得传播,反之则受到抑制,这种“有利之处”就是书名中“自私”两字的含义。而迪斯汀的“文化的进化”似乎也遵循了这个原则,认为有利于某个人群发展的(语言)信息被大量复制、传播,反之则走向消失。我们所使用的日常语言就是这种大量复制的结果,因为“通过文化所获取的人工语言能力不仅使我们能够知晓其表征的内容,也使我们与该语言的人在某特定范围内能够彼此合作”。这种合作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进化,于是,完成了一个表面上的自洽:有利于文化进化的语言表征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得到复制,并推动了文化的进化。

    很显然,迪斯汀虽表示要和“模因”保持距离,但从其主要内容可以无误地看到,《进化》一书仍然只是《自私的模因》的翻版。

    其三,在这场“鸡生蛋、蛋生鸡”的语言游戏中,“模因论者”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使其所有的论证都成了空中楼阁——— 文化的进化,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必须解决一个“文化如何产生”的问题。哪怕我们暂时承认文化可以是“信息的复制”,但文化并不凭空出现。正如我们之所以承认人类DN A的双螺旋结构对生命进化的意义,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组成基因的DN A片段由脱氧核糖、磷酸及四种含氮碱基构成。正因为模因论并没有提供对“文化构成”这一前提的解释(我们连这些“元表征”的来源都未被告知),那么无论是在信息符号的元表征层面,还是其他层面上来讨论文化,都没有实际意义。

    非常遗憾,模因论讨论之下的“文化进化观”迄今为止都是错误的。综合上述三点,我们知道,迪斯汀虽然作出了缩小范畴的努力,但循环论证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有新意的观点,而这种回避“文化产生机制”论述,最终落入了自设的逻辑悖论。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认为《文化的进化》并没有得到符合包括作者在内模因论者期待的结果。

    当然,在进化语言学家/进化心理学家倒下的路上,文化人类学家可以挺直腰杆。早在上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朱利安·斯图尔德等人就在《文化进化论》、《文化与进化》、《文化变迁的理论》等著作中指明了文化进化的大致方向。文化无高低之分,但有简单、复杂之别,所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其实是:文化如何变迁。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而人类会发生迁移,自然界的动物需要通过生物适应的方式才能适应迁移导致的环境改变,比如热带的哺乳动物需要进化出厚厚的毛皮或皮下脂肪才能迁移到适应高纬度寒带。而人类则可直接用动物皮毛蔽体、用火取暖,在无需改变自身生物特征的情况下,就可实现迁移。穿衣、用火就是一般意义的文化,这些“文化”来源于人与环境的互动。

    举个例子,当高原牧牛的人群向低海拔平原迁移时,就可能遇到在平原不知放牧,只用人力耕耘的农民。正如两河流域史诗《吉尔伽美什》中提到的那样,当牧民征服了农人,牛耕就会出现。在这里,人类学家发现,“文化的进化”其实通过两种等价方式实现:用新的技术处理旧材料,或者,用已有的技术加工新材料。牛耕的出现,就是在旧有的农作技术上加入了新的动力。一如汽车的出现,是在旧有的马车车厢上,拼接了新发明的内燃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离不开人群迁移导致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

    回到迪斯汀的《文化的进化》,不得不说,进化心理学者进行了一次方向错误的不幸尝试。不论结果如何,仍然值得纪念。文化并不是通过所谓“信息元表征的复制”得以发展的,也不是纯粹的非物质的精神产物。它离不开具体实在的物质层面。对于那个与基因相对的“模因”,我们还是相信,这个生造出来的概念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应该回归其具有比喻含义的修辞本意。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