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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及里拆解文学巨兽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2月13日        版次:GB11    作者:谷立立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仲召明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版,45 .00元。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黄昱宁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版,45 .00元。

    谷立立 自由撰稿人,成都

    关于杰出人士的心智类型,以赛亚·伯林曾经有个著名的比喻:狐狸型和刺猬型。以此衡量,美国人乔治·普利姆顿、托马斯·金兹伯格怎么也算得上是兢兢业业的刺猬了。1953年,两人偕同好友在巴黎创办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数十年间,遍访世界文坛,搜罗知名作家,以访谈的形式记录其妙语,编辑成书也就有了《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所谓访谈,很多时候不过是无关痛痒地聊聊八卦、谈谈生活。而作家访谈的诞生,则更像是为了满足读者“吃了鸡蛋想要看看下蛋母鸡”的好奇心。但若是以此来评判《巴黎评论》,不免枉费了普利姆顿的苦心。事实上,谁都无法否认这本老牌文学杂志举足轻重的江湖地位:它之于当代欧美文坛,好比梦工厂之于好莱坞。重要的不是作家说了什么,而是他们想了什么、做了什么。毕竟,造梦才是王者之道吧。

    因此,无论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还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都集“正能量”于一身。编者好比无所不能的庖丁,煞费苦心、步步深入,由表及里拆解文学巨兽,先血肉,再骨架,不逼出核心誓不罢手,从而将成名作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袒露在世人面前,尤其是矢志文学的新鲜人。有了这样的铺垫,不难理解为何帕慕克看到《巴黎评论》会惊为天人了。1977年,25岁的他还站在槛外苦苦摸索,彷徨、踌躇,时时仰望天空中那些高不可攀的群星,却苦于找不到进入新世界的门径。直到不经意间看到福克纳的访谈,方才恍然大悟,领悟到创作的真谛“不仅是要把自己的故事写得像别人的故事”,还需“成为一个能以一种平衡的方式,从头到尾想象一部小说的人,还得会用词汇和句子表达这个梦”。

    《巴黎评论》立足于20世纪世界文坛,于是谈论文学就成了作家们的必修课。不过,此时的文学如何能绕开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等诸位先贤?有“美国臆想派小说大巫师”之称的德里罗谦逊地将前辈作家置于可供瞻仰的高度。他说《尤利西斯》是“世界叙事”,乔伊斯以自身不懈的努力“将书变成了一个世界”。天才少女萨冈知道“普鲁斯特之后,有些东西就不能再写了”,因为普鲁斯特“在天才与你的才华之间画了界线”,并且“展示了处理小说人物的各种可能性”:我们无需知道谁是斯万,他又有怎样的故事,唯一需要知道的是“谁是普鲁斯特”。因为斯万只有一个,他属于普鲁斯特,而不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

    不过,谦逊归谦逊,留给后辈的可不仅仅是亦步亦趋的跟从,至关重要的是如何确立自己的坐标和领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自然规律同样适用于密不透风的文字世界,“后浪”们不仅要摆脱前浪“影响的焦虑”,还得将其狠狠地拍死在沙滩上。以福斯特为例。他不否认《傲慢与偏见》教会他“如何设计家庭内的幽默”,也丝毫不讳言自己比奥斯丁更有野心,“我想把这方法套用在其他场合中。”同样,博尔赫斯也不会给莎士比亚好脸色看。以《哈姆雷特》为例,莎士比亚永远不知餍足,他的故事太满,从未给人想象的空间。如果非要加一个定语的话,恐怕只能是“夸大其辞”了。显然,英国人欣赏莎士比亚,不是因为他完美地再现了古英语文体之美,而是因为他的意大利做派,“跟他们是如此不同。”

    我们姑且将此称作“毒舌”吧,但作家们的毒舌显然不仅伸向前辈。只不过,对待前辈尚需左顾右盼、爱惜名声,对付同辈则不必为尊者讳,只管撸起袖子赤膊上阵了。聂鲁达乐于承认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很精彩,但《日瓦戈医生》呢?它完全搞坏了他的好心情,“简直是本无聊的小说,只有对自然的描写还能挽救它一些,也就是说,被诗歌拯救。”而在斯坦贝克看来,海明威的小说和其人生一样“怪异”,因为“他是批评家的宠儿,因为他从未改变过风格或主题,连故事都一成不变”。

    那么,对后来者呢?刻薄的作家是否还会将毒舌进行到底,他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冯内古特教导新人,写作必须“去文学化”,转而代之以科学的论证。具体说来,即是剥去文学多愁善感的玻璃心,留下一颗以技术层层武装的坚韧内核。毕竟,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科技突飞猛进,留给文学的只是一方小小的边缘地带。作为“文学的盗尸者”,今天的作家再也不能像19世纪的前辈一样苦苦等待“灵感”的降临,“讲故事的过程是机械的,跟如何让故事运转的技术问题有关”。事实上,文学并不玄奥,作家也不一定要精通文学理论:他可以是化学家,可以是天文学家,可以是医生,也可以是律师。哪怕是个木匠吧,只要他的头脑里装着“文学史之外的东西”,世界就会“令人耳目一新”了。

    冯内古特所言不虚。纵观二十世纪世界文坛,怪才频出、佳作不断,但大多不按牌理出牌,作家的出身更是五花八门。比如,卡夫卡学法律,赫胥黎、卡尔维诺出身科学世家,埃科集历史学家、博物学家于一身,就连冯内古特本人学的也是人类学。不过,问题来了。假如我们放弃对文学性的追求,只保有科学家的较真与手工匠人的细致,那么,写作是不是更像化学实验?又或者说,真正的文学是否从此消失了呢?那倒也未必。且听听作家们是如何作答的吧。较之文学理念上不可弥合的分歧,文学的未来更像是作家需要共同面对的生存危机。因此,原本一盘散沙的他们倒愿意放弃门派之争,抱成一团共同作战了。相对于忧心忡忡的记者,作家们反倒自信满满。比如辛格说,我们实在没必要恐惧新科技、新发明,“进步永远不能扼杀文学,就像它不能扼杀宗教。”显然,好的小说家永远不会消失,因为“没有任何一台机器、任何一种报道、任何一部电影,可以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做过的事情”。

    同样,这位一生坚持以意第绪语创作的犹太作家,将他的写作归因于他看到了寻常人不以为然、刻意忽略的“小火星”。如果说这就是催动创作的原始动力,那么作家要做的无非是寻找、并将之燃烧成燎原大火了。回到开头,30年后的今天,帕慕克已经是著作等身的一流小说家了。如今,他的访谈和他曾经仰望的大师并列一处。想来,他必定看到了那瞬间闪现的“小火星”。那么,作为读者的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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