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人从政,是否“书生误国”?

“《政学先生》、《世风士像》三人谈”在北京三联书店举行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2月13日        版次:GB09    作者:黄茜

    李村、杨天石(中)、雷颐(右)在活动现场。

    南都讯 记者黄茜 发自北京 民国人物的治学为人、交谊韵事,无不被深扒以供谈资。虽然蔡元培们的“进德会”要求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及不做官吏,但不少民国学人依然能够通政学于一途,执掌行政、把控教育、筹谋金融、策划外交。近日,学者李村新著《政学先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以简净之笔,揭橥民国学人的从政之惑。

    12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雷颐及作者李村做客三联书店,畅谈民国那些“政学先生”“世风士像”。

    弃学从政是民国风潮?

    李村指出,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学人从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五四”运动以后,学界、教育界原本反对学人从政。蔡元培为整顿学风,在北大组织“进德会”,要求会员恪守三个戒条:不嫖、不赌、不纳妾,另有五个可以选择的戒条:不饮酒、不吸烟、不食肉、不做议员、不做官吏。

    “但是1922年蔡元培、胡适这些人开始办报,提出‘好人政府’以后,整个学界的风气开始转变,从政的学者逐渐地出现了。特别是到了抗战以后,很多学者以政府征召为借口,大量开始弃学从政,可以说成为了一种潮流。”李村说。

    何为“好人政府”?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罗文干等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之所以陷入军阀混战,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干涉政治,致使“坏人”当道。他们提出知识分子当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以扭转现实、变革社会。

    李村的《政学先生》一书,从王世杰的“学者外交”谈起,讲到胡适的“双重身份”、南京和谈中的梁漱溟、背信弃义的张君劢、蔡元培的“治术”、钱端升的转变……2013年的《世风士像》一书,亦是梳理出缕缕被人忽略的历史细节,批评民国政学名人“面目不清”、“书生误国”。

    胡适曾赠蒋介石《淮南子》

    两本书里,李村都对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着墨最多。1932年,胡适应王世杰之邀在武汉大学演讲,其间第一次与蒋介石会面。李村说:“那时胡适对蒋介石的印象不好,认为蒋介石这个人有雄才无大略,在政治领导上远远不如汪精卫。”

    “当场蒋介石向他提了两个问题,他回答得都很不客气。一个是关于教育制度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学风的问题。蒋介石说教育制度该怎么改革?学风应该怎么办?胡适回答,教育制度没有问题,学风没有问题,都是政府有问题,政府不好,不要把责任推到教育制度上。”

    杨天石认为,30年代是胡适和蒋介石关系比较淡漠的阶段。在武汉见面时,胡适将一部《淮南子》赠给蒋介石。“胡适为什么要送《淮南子》?就是希望蒋管的事情不要太多,不要大大小小事无巨细,都要插手。”

    后来胡适受命出任驻美大使,成为被李村严密分析的学人从政典型案例。有人批评说,胡适在其位不谋其政,反而利用驻美大使的职务,给自己搞到了十几个外国大学的博士学位。雷颖认为,对胡适的这段政绩需一分为二看待。“搞政治需要有一定的根基,有自己的人马,有自己的班底,他什么都没有,空降到一个大使馆里,而他又没有行政能力。从一个纯粹的职业外交官的角度看,他处理事情是比较糟糕的。”

    “然而,当时中国驻美外交最重要的任务是促成美国支持中国,促成美国参加对日战争。胡适利用他的知名度,到处演讲,宣传中国抗战。从这个角度讲,他又有很大贡献。”

    知识分子干政过大于功?

    “一方面是有知识分子的响应,另外体系本身也需要知识分子从政。‘9·18’事件之后,知识分子觉得国家都要亡了。当时中国的问题不是有一个好政府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政府的问题。”雷颐表示,许多知识分子过去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但这个时候,只能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直接参加到政府里去。

    在李村看来,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政,即便不是失败告终,也是“纸上谈兵”、“空谈误国”。

    然而,也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缺乏政治才华。譬如策动胡适从政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由于地质勘探要跟地方势力打交道,对中国的地方政治非常了解。最开始他辅佐孙传芳管理上海,中研院建立时,他出任总干事。雷颐说:“丁文江曾经有一句很精彩的总结,要搞好中国政治,必须书生跟流氓配合起来。”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一个科学家有那么强的行政能力,包括调解人事。最后浙大碰到什么事都服他,由他出来调解。浙江大学当年在中国的地位非常高,跟竺可桢行政能力很强有关系。”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