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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样做文化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2月06日        版次:GB13    作者:陶林

    《民国清流》,汪兆骞著,现代出版社2 0 1 5年8月版,定价:49 .80元。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 0 5年9月版,定价:32 .00元。

    陶林 自由撰稿人,盐城

    最近,老编辑人汪兆骞老先生出版了他的历史随笔《民国清流》,笔下所写的,说是民国“清流”的那些事,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民国那一代“文化人”的那点事。一般人理解“五四”,往往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概念,不就是改文言文写作为白话文写作,要么加上两个只知其名不甚解其意的“德先生”与“赛先生”。那么,就算改文言文为白话文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波折,“德先生”和“赛先生”究竟如何左右影响社会发展的呢?我想,大部分的读者难以回答,而《民国清流》这部书详尽地记录了这一历史进程,能帮很多有兴趣了解历史真相的人答疑解惑。

    “五四”新文化革命一直以来被我们理解简单了。以至于今天我们大部分人还浑浑噩噩,不断抛出种种怪异的论调出来,比如认为“五四”过于激进,“五四”对传统的悖逆性太大,是历史逆流等等。

    我们理解“五四”,往往经过历史进程的变形。还原到历史的现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一场非常温文尔雅、理性、克制的现代社会文化运动,我们不能把具有偶然性、故事性和失控的火烧“赵家楼”之类青年学生的暴力行动当做“五四”的全部,而应该在历史中追索真相,《民国清流》一书的作者汪兆骞老先生的功德,就是真实地再现了“五四”的现场。

    《民国清流》一书的开篇,作者从民国六年写起,聚焦蔡元培先生所主持的北京大学。正是在这里,虽然“中华民国”已经挂牌了五年,但在精神上它依然只是晚清的延续。袁世凯已死,但北洋军阀的主政,在守旧方面,有过之无不及。在军阀不能充分理解的现代世界内,一切都依靠枪杆子说话,比如张作霖枪杀邵飘萍、绞死李大钊。诸如查禁报刊,囚禁知识分子,好似可以更为随意,比晚清时代更加频繁,程度更加恶劣。在军阀们的枪杆子下,“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能做的,恰如蔡元培所期待的那样,用现代思想、现代知识、现代思维一点一点地渗透、溶解旧世界、旧思维和旧文化,所谓的“兼容并包”,恰是此意。

    这样的一个新旧交替的进程,在历史的结果中来看居功甚伟,但落实到历史的细节里,无非是“传播”这项非常具体、非常细致而又艰苦的工作。因此,“五四”那一代的文化人,除了扮演好“专家”这样的角色,还要努力做好“传播者”,办刊办报如家常便饭。各种思潮的论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样的论争中,新文化方慢慢露出萌芽、茁壮发展并渐渐成为文化、思想界的主导乃至主流。

    “五四”一代精英,大多数是在厚实的旧学之上嫁接新文化的苗裔。他们有充分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像个大写的人一样,立足于天地之间,相比之下,当代的文化人则显得相当失魂落魄,相当的“小”。因为,我们太专注于“器用”,淡忘了人格、风度、风骨等等属于中国文化人应有的灵魂。除开学养、学识、知识量之类的“器量”之外,一个文化人应该有“主意”、有“风骨”、有“本事”。

    在蔡元培先生主持之下,新文化运动中,无论是开新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还是守旧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都是各有“主意”的“真人”。在新与旧的交替中,坚持真立场、挥洒真性情、发出真声音,因此每一个人真实的见解,都不失为历史的可能性。

    一个文化人应该有“风骨”。在古典语境中,文章者,天下之公器,古人强调魏晋之风度,强调读书人之傲骨,强调李大钊念念不忘的那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现代知识分子,又强调人格独立、思想独立。这古今二者的叠加,就是“民国清流们”的普遍风貌,就是书中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盖棺的那句名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那种见利就往,忧贫不忧道的态度,并不属于纯真的文化人。老实说,大部分的民国文化大师终其一生的财富积累,往往抵不过一个生意规模一般的小老板,更别说跟那些商界巨头相比。无论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都算不得是有钱人,诸如陈独秀思想独立,行为狷介,平素不但不爱积财,还仗义疏财。然而,他们并不为身外之物所动摇。显而易见,追求自身的福祉并无大过,但专注求田问舍绝非一个文化人所谋,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大概也不配列于“文明绅士”群体之中。

    遗憾的是,当代以文名见世的诸位,尚未逃离权力的天罗地网,又一头钻入金元利害的算计之中,往往怎么也走不出来,把文化界搞成一个赤裸裸的“名利场”,万重恩怨属名流,媚官,媚富,媚权,媚势,媚俗,犬儒与反智反文化盛行,令人长叹今是而昨非。

    当资深的编辑汪兆骞老先生用晓畅、明丽的文笔回忆这些有主意、有风骨、有本事的民国文化前辈时,清流澎湃,激荡鼓应,让人久久不能释卷。

    在一个充满阅读机心,人人爱挖冷知识的时代,汪老先生写作这种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体裁,的确有点冒险的味道。可是,大家是不害怕这种人尽皆知的体裁的,陈寅恪先生当年所自负的,他拿来写史的材料都是“大路货”,从图书馆里寻常能翻查到的图书资料中来,却能写出成果斐然的作品来,这是卓越的“史识”使然。恰如我们前文所说的,读者可以把这部书当成展示“五四”全貌的散文长卷来阅读,也可以把它当作诸位大师的集体传记来读,更可以单单反思一下我等应该怎样做个文化人。一切,皆赖汪老先生笔端功德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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