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缶翁为潘祖荫刻印

———《吴昌硕年谱长编》补订之一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29日        版次:RB03    作者:申闻

    申闻 学者,苏州

    客岁安吉梅松兄远道寄赠《吴昌硕年谱长编》(朱关田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8月版)一巨册,置于案头,偶加检读,时有收获。但也有不惬于意者,以其疏失之处,不能不有所感慨。缶翁为近世大师,影响波及海外,遗留作品、手札、墨迹散落宇内,搜集匪易,甄裁尤难。朱氏之作名为“长编”,意在全备,而遗珠之憾,自然难免,不必苛求。然而如光绪九年(1883)“立夏”一条,引拍卖场中缶翁为“诵芬仁兄”作《梅花书法双挖》,称此系“在析津,为葛昌枌作”,下附小传,注明“葛昌枌(1897—1951),字祖芬,号绳道人”云云。光绪九年距葛祖芬之生尚有六载,缶翁何其神哉,竟能预为之作,不免令人开卷惘然。

    同年七月初二日《年谱长编》记“访谒潘祖荫于苏州寓所,为之刻‘井西书屋’印”,所据为《潘祖荫日记》“吴仓石(俊)刻‘井西书屋’印,好鼓琴。送瓜二、荷露一壶。”潘氏日记存十三册,稿本未刊,十二册藏苏州博物馆,光绪十四年一册藏上海图书馆。今按原稿,此条作“吴仓石俊刻‘井西书屋’印,好。谱琴送瓜二、荷露一壶”。内中“鼓”、“谱”虽一字之差,关系却甚大。谱琴为潘祖荫堂兄潘祖同(1829—1902),后一句实与前文潘氏称赞吴昌硕刻印之佳无涉。若误作“鼓”,则使缶翁除书画、篆刻外,又善音乐,或更有好事者,加以引申,恐“酸寒尉”他日变身精通琴棋书画之风流才子,亦未可知。

    潘祖荫性好风雅,每年必新刻用印若干,且多出自名家、后劲手。但他一生定居京师,唯有自己成婚、父母亲去世才南下回苏数次,与吴昌硕见面机会并不多。光绪九年(1883)正月廿二,因其父去世,潘氏日记用纸由原来的朱丝栏改为蓝格,至四月二十日起程回乡,二十九日抵达苏州,五月初三到金太史场赁屋居住,开始丁忧,在苏三年,为此生在故乡最久的时期。他与吴昌硕的相识即在此期间,两人可能是由族兄潘钟瑞居中引见,七月初二之后,日记陆续提及数次,但并不多:

    七月初五:仓石来,赠拓本廿五纸。

    初六:仓石名俊卿,从九,刻印、行草、诗文俱好,湖州人。

    八月廿二:吴仓石来。

    潘氏记事,极为简略,完全不涉及政事与谈话内容。在次年的日记中,也只有寥寥数条言及吴昌硕。光绪十年,由于潘祖荫本年患目疾,四月十四后日记由仆人长太代书:

    正月十一日:仓石来。四叔、辛之来。

    二月十二日:仓石来,留饭。仓石移西美巷。

    九月三十日:吴仓石来。

    十二月二十七日补记:吴仓石以彭姞钟拓见示,伪。

    关于吴昌硕移居一事,屡见考证,未有定论,《年谱长编》据缶翁诗作《甲申莫春自南宫里移居西亩巷铁老过我新居以诗索和成此》,系于三月,西亩巷、西美巷吴音相近,仍有学者对此反复辩证,今得此确证,可痛下断语,无须犹疑。

    光绪十年(1884)潘氏日记所载四条,《年谱长编》均失载,可据此补入。另见清人书札一轴,内有同年潘祖荫致吴昌硕手简八通,字大行疏,寥寥数字。应是潘氏患眼病期间,勉力所作。其中前几通,均用绿竹笺,首钤“赐兰堂”大蓝印,末用“甲申”小朱印,而落款极少记年月日,仅第五通末署“五月三日”,所幸依例可知,“甲申”小印系潘氏纪年专用,又在自称前冠“制”字,故此断定内容前后相连的这批书札,皆作于光绪十年(1884):

    一

    病目久不愈,不能视,肿赤未消,谢客已月余矣。外三石,祈赐篆。屡渎不安,当图报。来札字须大,如此小,则不见也。敬上仓石仁兄,制荫顿首。

    二

    印石若蒙先篆其一,尤感。

    三

    拓本四十二奉赠,医戒看字,勿赐复。仓石吾兄。制荫顿首。

    四

    晋石拓本一纸奉赠,病未愈也。心绪亦纷然耳。仓石大兄大人,制荫顿首。五月三日。

    “不如掩关”印便中将意也。

    五

    求篆印不敢促迫将事,但先得阳文者为妙耳(旧者太大,不似方伯裕印之小也),必当图报。仓石仁兄大人,弟制荫顿首

    六

    印收到,百朋之锡,何以加之。敬谢。仓石仁兄大人。制荫顿首。

    七

    篆石收到,敬谢。仓石仁兄大人。制荫顿首。

    八

    墓志二分,对一分,敬赠仓石仁兄大人。弟制荫顿首。

    从中可见潘祖英当时眼病 之 严 重 ,可 与 日 记 相 参证。潘氏虽说不敢催促,但大部分书札均是催印。其中提到“不如掩关”一印,不知今存何处,而所谓图报,可能就是回赠拓本及潘氏所书对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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