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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赵景深·蹇先艾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29日        版次:RB03    作者:龚明德

    龚明德 学者,成都

    上海文艺出版社创刊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一九六二年的五月和八月、一九六三年的十一月先后出版了三辑,过了十六年从一九七九年十月接着又开始陆续出版后面的五辑,最末一辑即第八辑一九八四年九月出版。在第六、第七两辑,发表了赵景深“辑注”的一批民国文人一九四〇年前写给他的书信。实为总题的副题为“现代作家书简”,“之二”是《现代诗人书简》,其中有徐志摩写给赵景深的三封书信。

    其实,被保存下来还有一封徐志摩写给赵景深的书信,而且是手迹,就收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以“万象图书馆”名义在上海出版的《作家书简(真迹影印)》一书中,该书一九八〇年五月被香港“名家出版社”再次原版翻印,书名改为《作家书简手迹》,不失为易得的一个读本。一九八〇年后多种重新排印的徐志摩全集、文集包括书信集,大都收有这一封书信,但由于书信手迹上没有年月日,所以也都一直无人落实这封书信具体的写作时间,更不用说去详细解读这一封书信了。

    手迹的格式,貌似一封书信。但从写信时间的缺失和最末一句来看,其实是一纸便条,补加了标点符号的这封徐志摩致赵景深的便条该是如下的样子。

    景深:蹇先艾有一部诗集求印,新月审查会主张今年不出诗集。蹇诗想早见过,还算不错,你可否替他向开明或光华问问?如能出版,也算了却一件心事,因蹇年少好胜,颇急于印书也。诗稿在此,得便来取或饬送奉亦可,请以现址告志摩。

    进行一番史料爬梳,这一纸便条的全部内容和写作时间,还是可以“弄清楚”的。

    拜托徐志摩“求印”的蹇先艾的“诗集”,查一下蹇先艾的著作系年目录,就知道是自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朝霞》发表的第一首题为《小诗》的诗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在《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四号上发表的总题为《诗三首》的《孤独者的歌》、《我如今参透了生命的奥微》和《泪》的诗,合共四十三首,如果篇目不加增删的话。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之后,到徐志摩去世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为止,蹇先艾再也没有发表过诗了。

    蹇先艾一九〇六年九月十二日出生,编好“诗集”交给徐志摩时还不足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小青年,从十六七岁起,四五年来连续公开发表诗作四十多首,自我感觉当然是良好,徐志摩在这纸便条中据实描述的“年少好胜,颇急于印书”真是再恰当不过了!甚至可以推想:就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上旬或中旬,曾跟随叔父蹇季常住在北平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的蹇先艾把已发表四十多首诗作编为一个诗集,顺手就交给了也曾同住过北平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一个院子的徐志摩。徐志摩一口答允,争取要在他参与主事的新月书店印出来。

    然而,难以预料的现实出现了:“新月审查会主张今年不出诗集”!这一句,也是完全可以找到历史根据的。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只要不是以“宏大叙事”为唯一宗旨的学院理论派人士,稍稍从事过该时段史料作业的,都知道所谓“新月书店”,真正的当家人只有胡适和徐志摩。每月领取薪水的余上沅,虽然名为经理,其实仅仅负责日常事务的照章执行。加上胡适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曾草拟了一封致徐志摩的退出新月书店董事会并索还全部股金的信,信虽未发出,口头表述还是免不了的。所以,在新月书店运作上,胡适才是主宰,而且徐志摩也只有无条件遵守的份儿。

    刚巧与徐志摩写给赵景深的便条上所说“新月审查会主张今年不出诗集”的话,在胡适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日记有直接对应的载录:

    昨晚与志摩及余上沅谈翻译西洋文学名著,成一部大规模的《世界文学丛书》。此事其实不难,只要有恒心,十年可得一二百种名著,岂不远胜于许多浅薄无聊的“创作”?

    胡适的话掷地有声,他是从整个中国文学前景来看问题的,是大胸怀,“浅薄无聊的‘创作’”当然就是指蹇先艾这种毛头小青年的作品无疑了,光看前面刚抄录的二十一二岁的蹇先艾就以《我如今参透了生命的奥微》为题写诗即可知这类“创作”是如何让三十六岁的饱学而且阅历丰富的胡适博士予以冷笑了……

    徐志摩对“蹇诗”出版之事的热情归热情,但面对长自己五六岁又曾力主要退出新月书店的胡适,如前所讲徐志摩当然只有服从的份儿了,更别说胡适的话确实有道理,对民族、对新月书店都是大有益处的。因此,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间的“新月审查会”即“新月书店书稿商讨会”结束后,第二天徐志摩就急急地给赵景深写了这一纸便条,把蹇先艾“求印”“诗集”这跑腿联系的差事托付给赵景深,唯一的理由就是在他们新月书店这里出版不成了。

    徐志摩说的“蹇诗想早见过”也有根据,蹇先艾一九二三年在天津《新民意报》文学副刊《朝霞》上发表的近十首诗都是由其主编赵景深审阅决定发表的。

    托赵景深为蹇先艾“诗集”的出版跑腿,徐志摩还专门叮嘱赵景深“替他向开明或是光华问问”。首先让“问问”开明书店,是因为赵景深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从广东海丰中学辞职返回上海后就在开明书店担任第一任总编辑,而且当时赵景深的诗集《荷花》已由开明书店接受出版正在排印中。至于让“问问”光华书局,是因为在一九二七年这家书局就出版了五部诗集,一九二八年头两个月又出版了两部诗集,这种出版诗集的力度在当时是引人注目的,所以徐志摩让赵景深“问问”光华书局可不可以印蹇先艾的诗集。

    为什么徐志摩不自己去“问问”两家出版社,他也在上海呀!我觉得他满以为胡适会同意在新月书店印“蹇诗”,不料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让赵景深再到别处“问问”了,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没有实物证明蹇先艾这本诗集是出版了的,蹇先艾后来只写小说和散文,应该与处女诗集出版受挫有很大关系。

    之所以把徐志摩写这纸便条的时间锁定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还有一个因素,是徐志摩再隔四天即二十九日就要离开上海回老家硖石,他得在离沪之前将这部蹇先艾“诗集”书稿亲手交给赵景深。徐志摩提出两种方案:赵景深“得便来取”,“或饬送奉”。这表明:托赵景深完全落实蹇先艾“求印”其“诗集”的事,在徐志摩这里,不可更改了。时间紧迫,———二十五日写信给赵景深,最迟二十七日得知赵景深的安排,二十八日一定要交“诗集”书稿给赵景深,二十九日徐志摩便一身轻松地离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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