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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自传《我们三代人》出版

首度披露“梁效”史实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29日        版次:RB01    作者: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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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讯 记者黄茜 发自北京 “1948年冬围城期间,我们常在傅斯年住的那所大房子里玩,或者是打桥牌,一面打牌、一面听唱片。我们几个人都喜欢听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斯特劳斯。因为唱片不多,有的常常听很多次……”

    这是已故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汤一介遗稿《我们三代人》里描述解放前夕在东厂胡同大院的一段生活,伴随着古典音乐,年轻的心灵等待黎明将至。近日,“国学大师汤一介遗稿《我们三代人》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什刹海书院举行。汤一介的夫人、85岁的乐黛云教授依然精神矍铄。乐黛云表示,《我们三代人》写出了百年的文化政治史、知识分子精神史和汤一介自身的心态史。“过去可以从《世说新语》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交往,老汤的书没有《世说新语》那么丰富,但他把我们知识分子的委屈和骄傲写得很清楚。”

    不愿违心删改,手稿放置十余年

    乐黛云介绍,应辽宁某出版社之邀,这本自述在2003年即已由汤一介先生撰写完成。然而,由于出版社要求对书内20多处内容进行删除或修改,汤先生不愿违心屈从,手稿由是束之高阁,在抽屉里静躺十余年,直至汤先生离世后才有机会正式付梓出版。

    汤一介在序言里说:“我们这三代不过是众多‘诗书之家’中的一家,而且这一‘诗书之家’到我之后就不能再继续了。”

    《我们三代人》分为“我祖父”、“我父亲”和“我自己”三部分。汤一介的祖父汤霖是清朝进士,身在衰世的知县。他为汤家立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的家训,时常教导子弟“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

    父亲汤用彤乃当代国学大师,学问“熔铸古今,会通东西”,是一位“为学术而学术”的专家。《我们三代人》特别介绍了汤用彤和当代学人胡适、吴宓、熊十力、钱穆、傅斯年等人的交往,从多封来往书信和诗文唱和,可管窥当时学人朋友圈的纠葛和趣事。

    汤一介自身的回忆录则从童年、中学时代、北大四院的生活写到“反右”、“梁效”、直至创办文化书院和编撰《儒藏》的经历。

    北京大学哲学系国学院副院长干春松认为“《我们三代人》提示了一条理解中国百年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线索,如果要补充的话,整个一百年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是和中国政治史分不开的,这本书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了理解百年政治史的线索。”

    自剖参与“梁效”迎合“四人帮”

    乐黛云认为,《我们三代人》一书的一大特点是“真诚”,不回避问题。譬如“文革”时期,汤一介听从党委分配,参加了所谓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虽已事隔三十年,汤一介依然“不能原谅自己”,要借写作此书的机会“做一次交代”。

    《我与“梁效”》一文长达万余字,写“文革”时期的北大,历历在目。“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汤一介和哲学系另一些反对聂元梓的同事被打成“黑帮”,每天在校内劳动,接受批斗。举着“黑帮×××”的大牌子站在高台上,汤一介最担心的是牌子拿不住掉下去,砸到革命群众,“这样我不被当场打死,也得成为‘现行反革命’”。

    1973年,为躲避“右倾回潮”,汤一介自愿参加了“梁效”小组,根据毛主席的要求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并为“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撰写文章、提供学术支持。这些文章都是小组成员合写,有时署名“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多数时候使用笔名“梁效”。当时,“梁效”小组与江青颇多接触,江青还曾对汤一介关于法家和儒家的发言相当满意,而汤一介对江青的印象则是“一位颇为跋扈的皇后”。

    在《我与“梁效”》一文里,汤一介痛责自己迎合“四人帮”,变成毛主席思想的宣传工具,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三代人的内省,家族的反思

    “现在看回忆‘文革’的文字,大量的都是怪环境、怪别人、怪领导,总之怪我们外在的一些东西。但是汤先生这篇不一样,他是怪自己。”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张耀南说。《我与“梁效”》里有很多充满自责意味的句子:“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我真想一死了之”、“不如跳入湖中了此余生”……张耀南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罪己’的传统,一切问题怪自己,不是怪别人。巴金先生有一本回忆录叫《生之忏悔》,也是同样的思路。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这样选择,也可以那样选择,不让你说真话,可以不说话。”

    作为传记文学的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赵白生表示,《我们三代人》是今年出版的最好的传记,甚至可以看作汤一介先生写的《忏悔录》。它的精彩之处在于披露家人和自己之“过”。

    “这本书很难得把三代人的张力讲出来。一个是汤霖先生的‘内惭’,内心惭愧,学不能成名,宦不能立业,后来才归隐了,我们研究汤霖先生时,总是没抓住这一点。这条线后来完美地继承在汤用彤先生身上。汤用彤先生,我们一般把他定义为道家,无为而治。可汤一介先生把汤用彤先生晚年批这批那的问题全部描写出来,毫不掩饰。”

    汤一介的“罪己”,除《我与“梁效”》一文,还遍布于全书太多的“大实话”:“他老是说自己小学成绩不好,中学成绩不好,考试考了58分,学德语差点不及格……”

    “中国皇帝有罪己诏,因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人,没有人骂。汤先生在晚年地位很高的,还能把自己的孤陋抖落出来。中国人往往没有说真话的胆量,最关键的是把真相说出来,有了真相才能有真理。”赵白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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