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雍正王朝之奇书《大义觉迷录》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22日        版次:RB09    作者:曹旅宁

    王 钟 翰 先 生旧藏《大义觉迷录》。

    □ 曹旅宁

    敝校图书馆所藏清内府原刻《大义觉迷录》共两部,一为衬装八册,黄纸签条俱在,由于改装的缘故,现均夹入书中,有购入标价签,未标示书店名称,只标货价24元;一为原装四册,有北京旧书业同业公会印制的标价签,议价40元,议价时间为57年7月16日。板式半页8行,行17字,两书纸张略有差异,前者纸质黄旧,字迹有漫灭不清之处,显然刷印时间较后;后者略白韧,字迹清晰,显属初印。

    雍正七年有曾静案,曾静及其学生张熙受吕留良思想影响,欲策动清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列举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行径,并谕以吕留良种族之见。雍正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子孙发往宁古塔为奴,却宽宥曾静、张熙,令其四处宣讲悔过,并颁行《大义觉迷录》批驳以上流言。至乾隆即位,诛杀曾、张,收缴此录,原刻遂成罕见之珍籍。

    邓之诚《古董琐记全编》有“《大义觉迷录》条”叙其事。黄永年先生在《买书经验杂谈》中列举平生买书得意事,特举出1954年在上海曾以2元购得陶湘旧藏,衬装四册。稍后曾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菊生(元济)先生想看此书,向顾起潜(廷龙)先生主持的合群图书馆借,可馆里也无此书,廷龙先生就转借黄先生所藏给菊老看,所以如今书里还夹有起潜先生写给菊老的便条。黄先生所藏书影已收入《清代版刻图录》一书,但与华南师大图书馆所藏原装初刻及衬装后印者相比,刷印时间居中而已。与菊老同辈的傅增湘先生博览群籍,《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中所收1913年间傅致张札中提及“《大义觉迷录》,廿十元”,大概是为商务印书馆购书,或许后来与东方图书馆藏书一并毁于“一·二八”战役,而同时一部元刻本《扬子发言》书价不过三十元。

    已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牟润孙先生精于清代版刻目录之学,也曾在《买书漫谈》一文中列举平生买书得意事,其中一桩便是自己五十年代初在台北一间小书铺发现一部《大义觉迷录》的木刻本,花了很少钱即得到手。黄裳先生在《历代笔祸谈丛》一书中谈及《大义觉迷录》,认为比宋版书还要难得。《大义觉迷录》一书原刻在华南地区流传之稀少,从《中山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所载尚是一部六册的清代抄本便可看出。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五十年代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行主事者的访求充满敬意。

    这里还需要表出的是,《大义觉迷录》的史料价值极受清史研究者重视。孟森先生《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一的《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即以《大义觉迷录》为主要证据,征引万言,其中雍正对流言自问自答的一自供状之谕旨,诸官书皆已削,惟《大义觉迷录》独存。乾隆查禁此书,实具家丑不可外扬之意。要研究雍正心态及思想,不可不读《大义觉迷录》。

    笔者注意到史景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便是这样一部成功之作。史氏曾利用故宫档案复原了《大义觉迷录》的刊刻流传过程,颇有趣味。特转录如下以飨读者。

    1730年4月4日,雍正得知《大义觉迷录》的木版已经制妥,便立即下旨,要内阁拟个可行的章程,六日之后,计划已大致拟妥,雍正立予接受:北京修书处先以制妥的木版印五百部,分送六部百官。再印一批,分送各地总督、巡抚,供其私人阅览。

    此外,总督、巡抚会再收到一部《大义觉迷录》,交由各省修书处,以此制作木版,作为重刻之用(按:原刻与翻刻颇有差异)。每一省的修书处最先会刻印一百部,分送各县知县(一省约有六十县左右)以及乡学教谕。地方官员负责估算治下的集镇、村庄以及乡学的学生数目,上报所需的数量。(这些数量是推得出来的。曾静在《知新录》之中说,光是在永兴一县,童生应县试者就有两千四五百人,应道试者有两千人。)刻印这些册数的木版、纸张、印工所需之费用,将由地方文人富绅负责,各县所需的数量将由各县各自负责,以期在乡里集会宣读《圣谕十六条》时讨论《大义觉迷录》。雍正在此书开头的谕旨结尾写道:“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之旨意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严治罪。”到了11月底,连最近才纳入大清版图的台湾也收到书了。虽然此时台湾还不平靖,学校也还粗具规模而已,但是台湾官府按旨估算,回报还需刻印一千两百三十部(按:前述牟润孙先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台北收得一部恐怕是此中孑遗)。

    1735年10月8日乾隆登基,局面为之一变。乾隆下旨重审曾静一案,12月2日乾隆下了一道旨意:“《大义觉迷录》着照尚书徐本所请,停止讲解并颁发原书,着该督抚汇送礼部,候朕再下旨意。”其间的意思很清楚,等到《大义觉迷录》都缴还礼部之后,就将之悉数销毁。这样一来,这一部《大义觉迷录》也成了禁书,只能偷偷藏在家里。如今私藏就有如当年私藏吕留良的著作一般,都会惹来杀身之祸。1736年稍晚,乾隆命徐本兼礼部尚书,显然这项任命是要徐本监督《大义觉迷录》数万部的销毁。虽然事前筹划周密,但是仍有若干数量逃过一劫。有些文人认为这是史料,将之私藏在家。宫里头也收了一部,以为后代参考。有些流到日本,幕府对其中透露朝廷如何运作的蛛丝马迹很有兴趣,有些胆子大的书贾相信此书日后必受重视———不管是出于好奇,或是出于史料保存——— 于是加以收藏。

    史景迁对与《大义觉迷录》相关的另一部雍正下旨编写的《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刊刻过程的描述,也颇具趣味。

    《驳吕留良四书讲义》的刊行不像当初印《大义觉迷录》那般急,它的木版刊刻得比较细,勘校比较仔细,论理也要求其正确而能服人。尤其引经据典之处务求把错误降到最低。因为这是写给“后世之读书者”,而且吕留良的作品流传已广,所以任何有兴趣的读者都可检查此书引述吕留良之处的上下文。八册的《驳吕留良四书讲义》是由宫中的修书处所刊行———官员若是重制木版,再印个几百册的话,并不须负担费用。这个设计可避免像刊刻《大义觉迷录》时所发生的种种错误。当时由于赶工刻版印行,所以重刻本与原刻本之间的出入颇大。《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仅发配学宫,并没有送给每个学子一套。这两套之间有一大共通之处,就是最先都由兵部的驿送网络把书送到各省大员手上,然后再把书送到辖下各地。最大的不同之处是雍正不准督抚自行刊刻,使每个学子人手一套。

    笔者也注意到,2013年11月18日北京某拍卖会上有一部《大义觉迷录》拍品,钤印:钟翰。清刊本,线装3册,纸本。提要:全书共四卷,清世宗胤禛时官修。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其主旨为宣扬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正统性和“华夷一家”,以期消弭汉人的夷夏之防。按:此书当为邓之诚弟子、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生前藏书,最终以3.45万元成交。

    2012年12月1日北京某拍卖会专场有一部《驳吕留良四书讲义》拍品。清雍正文华殿大学士朱轼、吴襄等奉旨编撰,清雍正九年(1731)内府刻本。拍品描述:开化纸,线装一函八册。提要:清雍正六年,湖南永兴人曾静派学生张熙入陕,劝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被岳钟琪告发。曾静下狱,供出受清初反清思想家吕留良著作的影响。吕留良虽已于康熙二十三年死,却仍剖馆戮尸,著作被焚。本书就是为了肃清吕氏在文坛影响而作,由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朱轼等人撰写,内收《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三卷。首示《四书》文句或章节,次用小字引吕留良语,再次用大字驳斥,或引前儒之语,或出自选者之意。九峰旧庐王绶珊旧藏。钤印:“九峰旧庐藏书记”、“绶珊六十以后所得书画”。按:九峰旧庐王绶珊为民国间藏书家。成交价28.75万元。

    最后再谈一谈雍正王朝的第三部奇书:雍正御撰《拣魔辨异录》八卷,雍正十一年(1733)内府刊本。雍正认为密云圆悟派下之法藏及弘忍,所说诳世惑人,有如外魔知见,乃撰此《拣魔辨异录》,针对彼等之语录及所撰《五宗原》、《五宗救》等书之所说,一一加以批驳。由此可见雍正不仅想控制世俗界思想,同样亦想控制方外之宗教思想。

    三峰派本为临济宗支派之一,开山汉月法藏江苏无锡人。据《五灯全书》卷六十五载,法藏于海虞之三峰(江苏吴县西南)闻折竹声而开悟。后于天启四年(1624)至金粟寺,为密云圆悟之首座,然不满圆悟所提倡之“自性自悟”说,而主张禅宗五家之分派各有理由,依一大圆相得以探究佛祖之本源,遂于天启五年著《五宗原》一卷。相对于此,圆悟亦于崇祯七年(1634)著《七辟》,九年著《三辟》,以驳法藏之说,法藏之弟子潭吉弘忍,则撰《五宗救》,以支持法藏。圆悟又于弘忍寂年(1638)驳斥法藏与弘忍。然法藏之门人尚有具德弘礼、继起弘储等多人,又有法孙纪荫(住常州祥符寺)著有《宗统编年》三十三卷,故三峰派在江南甚为兴盛。惟清世宗尝自撰《拣魔辨异录》八卷,反驳此派,并毁坏《五宗原》及《五宗救》之板木,且于雍正十一年(1733)禁断此派之流传。

    黄永年先生1999年5月在《学术集林》第十三卷上发表《从三峰钟板的恢复说清高宗对世宗时事的翻案》一文。黄先生1981年根据自己在上海买的乾隆三十九年刊刻的薛起凤《香闻遗集》中的诗句启发,结合五十年代买的雍正御撰《大义觉迷录》内府刻本及后来所买《拣魔辨异录》内府刻本写成这篇讲说清高宗即乾隆帝在即位之初大翻雍正时旧案的文章。文章最后指出:当时翻案的真实理由,“是要用自己的亲信来排挤和自己没有渊源的先朝旧臣,并通过政治上的一些反其道而行之,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显得自己比先皇高明而已。”我想,这一推论是史景迁书中不曾提到过的。

    □曹旅宁,历史学者,著有《秦汉魏晋法制探微》、《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等。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