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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哪吒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22日        版次:RB07    作者:曾园

    《抚顺故事集》,赵松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45 .00元。

    ●民科志之二十三

    曾园 媒体人,广州

    读《抚顺故事集》时,我被这本书里的细节、气氛激活了记忆,它们完善了我印象中《百城记》里的东北部分、纪录片《铁西区》以及电影《钢的琴》之外的空白,同时让已有的印象变得更丰满了。

    可以这样去读小说吗?不去关注小说本身的魅力,不去思考作者在东北作家群里的位置与特殊性,完全被小说突出的风格——— 犹豫的措辞、模糊的气氛里渐渐渗透进来的光带着走,此外作者对记忆的还原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成熟似乎成了阅读小说的主要乐趣。其实不用着急。小说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可能被一块短板害死(比如作家难以遏制地射向现代商业的无效冷箭),另一方面,它的强项也会因它没有去浇读者内心的块垒而受到忽视。《抚顺故事集》真正的好处可能是隐形的。

    达观地看,《拉古峪》里“姑父”是常见的人。“祖上是正黄旗。每当说起这个,他都很自豪,甚至有些骄傲。”“解放后经过土改,他们家才是真正地没落了。”“他读过师范,毕业后在城郊当过小学教师。”“乡下很多年,他都不大会干农活。但生活在乡下,又不可能不干,他就时常为此而生气窝火,脾气极差。”“他从村里的邻居到乡、县里的领导差不多吵了个遍。”最后,他上吊死了。

    小镇知识分子不是没人写过,作者用特别的风格写完故事之后没有评论,这两点是让人奇怪的事情。在常见的故事里,文末怎么可能没有评论?那些“评论”里,透露的往往是评论者自身的症状:同情者,表达出同情者的短视;怒斥者,无疑泄露了怒斥者自身不堪回首的过去。这些文字恰好适合于在电子屏幕里被一划而过,实在是不值得印刷在树木制成的白纸上。

    真正的主角,未必是人物,更可能是那种看不见的、无法描述的、但可以掐死人的狭隘。这种狭隘在别人身上发作的时候不那么显著,不那么嗜血,也不那么令人绝望。但在小知识分子身上迸发出来,则是触目惊心的。小知识分子可能是因为脆弱或者其他原因死去了,他是替我们去死———就像扁桃腺先替我们发炎———在局部上他就是微缩版的耶稣,虽然是没法给我们好感与好处的耶稣。

    《师傅》也是同样压抑气氛下的故事。《耐火厂》讲作者自己的童年,表面上提供的是有些许诗意的描写:“它的正门,当时看上去也是挺气派的。印象最深的是左右门柱顶上的水泥火炬,涂着红漆,很是醒目。”“我们暑假的时候,厂里好像也在放假,很少能看到人影。那些各种规模的厂房多数都是空空荡荡的。”“俱乐部,也就是电影院,我们小时候经常去那里看电影。厂子卖掉以后,它变成了舞厅。后来出了问题,被派出所查封了一段时间,就再也没开起来,直到彻底废弃不用了。”描写里的旨趣似乎在提醒我们,这里的一切,细细思考起来恐怖极了:在耐火厂子弟小学读书,将来在耐火厂工作,完成一生。

    想反抗,例子是《廖素》。厂报编辑部编辑廖素将作者纳入厂报作者群,“入选者不仅可以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坐在教室里听厂报的编辑们讲写作常识,还能被带到海边的度假村里吃海鲜、联欢、看日出、在沙滩上漫步。”非常清晰的天堂画面,有天赋的作者在散文里“把日出称之为黑暗的海奉献给我们这些过客的伟大诗篇”。

    后来得知领导要求她“多跟同事,尤其是女同事交流,不要独来独往;在上班下班的时候尽量不要穿奇装异服什么的”。而她“平静地反问领导说,首先,旗袍是国服,为什么不可以在上下班时穿呢?其次,我有男朋友,我只是不想展览他,也不想早早就结婚”。小城里悄悄藏着的美剧台词,对不对?

    多年后再见到她,作者推心置腹地写道,“在那个环境里浸泡多年,你也该到彻底想通的时候了。”

    想通什么?《抚顺故事集》里从来不透露价值观,从来不尝试去解释世界运行规则。其实这种解释在我们常见的当代写作中是不可遏制的。即使阅历令人扼腕的作者也都要奋力批判社会的“灯红酒绿”,同时对自己在孤灯下卓绝的阅读(或者是本地书店里冷清的讲座)顾影自怜一番,以此来传递价值观。

    而那些文学评论者,无视今天的写作者要怎样解决生计问题,挤出时间读书,写日记,在庸俗的同学同事关系中培养自己困难的信仰……他们要求写作者承担社会责任。

    本雅明以卡夫卡为例,从严肃的政治性角度说伟大作家只能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不妨说得更明白一些,承担社会责任并成功的小说家,文学史上没有例子的。我一直想不通,为何文学评论者要逼迫文学创作者去做他无法完成的事情?

    因为咒骂了丑恶现实,顾影自怜者其实很容易就“承担社会责任”了。而赵松在小说中全力以赴地保持着沉默,他勉力将形容词码好在合适的位置。抚顺故事就这样立住了,抚顺这个地方在想象世界里成型了。

    格尔茨在《地方性知识》一书里描述一种写作,“它最本质的精髓在于他向我们展示了那种比我们亲自所见更显豁的东西。”这种地方性知识关乎熟人与社区,也满足了“知一城必知其街巷”的要求。

    居住于三四线城市的民众,心中必然贯通着一条“北京—省会—我”的思考路线,按照自己贫瘠的想象力打造“北京的我”,并刮削自己骨头上附着的地方性血肉,我们不妨将这种“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行径称为“小城哪吒症候群”,而赵松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郎中,嗯,没准是久病成良医。

    我曾经工作的电视台的优秀女员工要求大家在生活中使用普通话,这还好,但她举的例子是骇人的:“我们要说擦桌子,不能说揩桌子。”“揩”这个无辜的字,仅仅是因为我们地方上的人常说就犯罪了吗?后来,她如愿进了中央台,不过我猜,北京的地方性(比如说南城朋友们不按《新华字典》说话)就够她喝一壶的。

    借用克拉克洪的话来说,写作犹如一面巨大的镜子,“照照自己是有怎样的五花八门。”这种写作才是将人还给了人,犹如太乙真人为哪吒重塑肉身。

    一个台湾学者曾经对我说,大陆作者重视安德森的《小城畸人》还不够。我想了一下,大陆作家重视的《都柏林人》也算这类作品,不过都柏林、乔伊斯可能是因为高端吸引了中国文人,哈金刚出版的那本不卑不亢的《小镇奇人异事》,作家以及“小城哪吒”们怕是看不上的,歇马亭小镇本来就是他们要逃脱的地方,提起来浑身就不舒服。“小镇上的一切我都想从身上摆脱,知道不?”内心独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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