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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已随流水去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22日        版次:RB05    作者:张弘

    《走出帝制》,秦晖著,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版,定价:58 .00元。

    延伸阅读

    《共同的底线》,秦晖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 0 13年3月版,定价:48 .00元。

    张弘 自由撰稿人,北京

    秦晖并非专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然而,他最近出版的《走出帝制》,或许将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本书不以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见长,却以宏观的视野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钥匙。而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观照,在严密的逻辑推论和擘肌分理的辨析中尽显无遗。作者的许多观点一经提出,读者就再难放下,不得不跟着书中的思路去探寻。

    以辛亥革命为例。近年来,有关辛亥的研究众说纷纭,用秦晖的话来说,“‘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换言之,对于这场革命,很多人缺乏宏观的把握,对于这场革命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缺乏精准的理解和把握。乃至有不少学者提出,若中国当时没有推翻帝制,建立君主立宪制会更好。更有甚者,认为“保守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认为,革命不如立宪,立宪不如维新,维新不如洋务;孙黄不如李(鸿章)张(之洞),孙文不如袁世凯,光绪不如慈禧。

    然而,秦晖告诉读者,当时的清廷想搞的是日本式立宪,即君主仍然享有独裁权力;而立宪派想搞的却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两者的差别,比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差别要大得多。而革命派反对保留君主,并非因为英国式宪政与共和制宪政的差别,而是因为革命派要以“反满”为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由于立宪派与革命派都要废除帝制,实行宪政民主,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区别只在于,若皇帝放弃皇权,甘当“虚君”,则不必强行废君;若皇帝坚持不放弃皇权,立宪派也不排除“小百姓一齐要动蛮”。由于清廷只想学日本天皇,不愿做“虚君”,因此走向了暴力冲突。立宪派、革命派加上会党以及朝廷内部的军阀、政客等一齐造成了清廷的垮台。

    在秦晖看来,当时,和平立宪的可能性很小,即便当时是汉族政权执政。革命派连汉族君主也不愿接受,立宪派愿意接受“虚君”而不在乎其为“异族”。当时以立宪派势力最大,若加上朝廷,只要清廷愿意接受“虚君”,革命即很难发生。但是,君主立宪成功的国家如英国和日本,王室没有我国的古代王朝专制,而且更受敬畏,没有“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而中国人真实的传统之中,国人崇奉君主,主要是因为慑于“法术势”。因此,在立宪君主制下,失去了法术势的“虚君”很难得到像英、日等国君主那样的尊重。历史上,君主一旦大权旁落,其命运就堪虞。法道互补形成了中国的专制传统,而儒家并不支持虚君。正因为如此,中国没有走上君主立宪之路,而是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在近代史学者马勇看来,辛亥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它推翻了帝制,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少见,堪称中国的“光荣革命”。但是,也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秦晖认为,从事实判断来说,说辛亥革命成功大体不错。从价值判断来说,那又是另一回事。孙文虽然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并未宣布辛亥革命已经失败。在我看来,很多学者有此一说,主要是因为中国建立的共和制未能持久,当时的国会政治,未能满足国人自鸦片战争之后追赶现代化的焦虑之心。而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夺取政权之后,列宁向中国强行输入了政党革命,并且花费巨资扶持了国共两党,从组织方式和人员培训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从政治学的观点来说,当时的中国受限于客观条件,很难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

    首先,当国家构建与建立民主体制同步进行时,前者具有优先性。福山认为,构成一个政治秩序的是三种基本类型的制度:国家、法治与民主问责制的机制。而国家构建是很多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有效的国家构建往往是一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而国家建构的成功与否,与战争、政治改革和民族认同相关。

    以辛亥革命之后的情形来看,中国的国家权力显然未能完成有效的整合和必要的集权,而军事力量的地方割据以及日俄对中国的侵略,更导致了国家建构的巨大压力。外患迫在眉睫,虎视眈眈且步步紧逼,没有为解除内忧留下充足的时间。即便蒋介石继承孙文遗志,完成“统一大业”,按照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的研究,他所建立的也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权,其掌握的国家权力很有限。至其1949年败走大陆,军事权力分散,地方割据的情形一直没变。而日本的侵略,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国家构建,并直接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抗战之后的国共两党决战,同样受到苏联和美国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这一点,与美国的情形形成了明显差异:美国在建国以后,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当时军事技术发展的限制,没有陷入到欧洲的战争纠纷中,从容地完成了政治秩序的建构,并逐步形成了明确的国家认同。

    在《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孔飞力将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三个维度作为衡量现代国家的基本指标,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中对于中国做出了展望,这些与秦晖的趋向基本一致。无论如何,走出帝制都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而秦晖在《走出帝制》中还进一步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独特价值实为从日本引入的“个人自由”,它在反家族的同时,又提倡个人献身于国家,“为君绝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不反法,实际上是认错了敌人———这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历程不会一帆风顺的注解。正如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中所言,现代化是一个新事物,它不可拒绝也无法阻挡。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而言,要完成现代化转型将格外困难。但是,对抗现代化,或者想以钱乘旦所云“反现代化”的立场螳臂当车,只能是自不量力。中国既然已经踏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就不可能允许“反现代化”长期存在。正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所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或许,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以及更多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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