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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真即最美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22日        版次:RB04    作者:瘦猪

    《生活与命运》(俄)瓦西里·格罗斯曼著,力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定价:118 .00元。

    瘦猪 自由撰稿人 北京

    当媒体把目光集中在诺奖新晋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时,另一位也应该得到关注的俄罗斯文学大师,瓦西里·格罗斯曼却在此时的中国显得落寞。他的代表作《生活与命运》(1960年完成)1985年出了英文本,没能引起人们注意。其时,小他十多岁的索尔仁尼琴却在西方大红大紫。《生活与命运》直到最近才被西方挖出来,“伟大的书”、“俄罗斯文学经典”以及“二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关键之作”等赞誉,出现在欧美媒体上。

    格罗斯曼过于短寿,活了不到60岁,索尔仁尼琴获1970年度诺奖时,他已过世六年。我们觉得格罗斯曼寂寂无名,实际上,在苏联时代,其名声甚至高于后者。格罗斯曼1905年出生,二战时作为《红星报》战地记者,深入前线四年。1944年发表的《特雷布林卡地狱》是世界上第一篇揭露纳粹死亡集中营真相的文章。战后发表的长篇小说《斯捷潘·科尔丘根》获斯大林奖提名,但很快被斯大林亲自给“枪毙”了。实际上,在格罗斯曼发表作品之初,高尔基就对他太真实的描写颇有微词。而出于最开始的文学本能与最后的政治自觉,格罗斯曼作品始终树立着“最真即最美”的旗帜,这也是他本人与作品之命运跌宕的根本原因。他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胜利》虽然大受群众喜欢,却因为“偏离方向”,不肯向斯大林献媚而遭到官方严厉批评。与其构成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两部曲的《生活与命运》更惨,格罗斯曼没能亲眼看到它的出版。一位掌管意识形态的高官毫不掩饰地对他说,“这本书在两三百年之内都没有出版的可能。”

    后人更津津乐道于《生活与命运》的“被捕”。格罗斯曼把它投给《旗帜报》,却引来了克格勃登门拜访,不仅手稿被抄,连复写纸和打印色带也未能幸免。格罗斯曼因此给赫鲁晓夫写信,“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现生命的书?”格罗斯曼似乎不满当局没有抓他。这或许是荒谬而搞笑的解释,但在一个到处都是荒谬与偷摸传递政治笑话的社会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有人说,格罗斯曼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所以他提前留了“备胎”。也有人说他厌倦了与当局的虚以委蛇,所以事后多次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出版《生活与命运》。二十年后,即1980年,这部小说的“备胎”被拍成微缩胶卷偷运出境,在瑞士出了俄文版,又过了八年才回到它的出生地,得以出版。

    与索尔仁尼琴不同,格罗斯曼是体制内的人,获得过“红旗劳动勋章”,甚至曾配合官方,赞同惩办“试图谋害斯大林”的犹太医生(格罗斯曼本人就是地道的犹太人)——— 他将此事做了文学处理,写进了《生活与命运》。然而正是对体制的熟悉,揭露其痼疾才愈加深刻。

    在那个即使朋友间交谈也要万分小心的特殊时代,格罗斯曼却在写真实的生活与他对生活的真实看法。描写伟大领袖指挥的、上下团结一致而取得辉煌战绩的战役,格罗斯曼居然写开小差及叛变通敌的行为,他还写了战争初期时的失败!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超越了具有严格界限的阶级,模糊了“正义与邪恶的区别”。天啊,他怎么能同情德国人?他毒辣地讽刺大清洗对同志造成的扭曲,最犯天条的是,他居然如实写了乌克兰是屠杀犹太人的帮凶的事实,而且是在他很清楚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非常讨厌犹太人的情况下。

    公允地说,《生活与命运》是一部中规中矩的长篇巨制。就文学艺术而言,它还不能并肩于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那些名著。他没有创造出一个或几个特别突出的、鲜活的,能够名留文学史的人物,而是围绕着革命家庭并列刻画了十多位人物。整体上,他们没有主次,只在各自的故事中担任主角。通过他们眼睛,读者得以看到一段苏联的历史和历史中的各色人等。有包括斯大林、希特勒在内的著名人物,有知识分子、高级军官这样的社会中坚阶层,也有普通士兵和老百姓。但毫无疑问,格罗斯曼有资格厕身伟大作家的行列。他能够在高涨的反法西斯战争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越过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山峰,在人性的苍穹下俯瞰众生,洞彻斯大林集权政府的真实嘴脸,痛苦而生动地叙写了人们在道义与邪恶面前复杂、矛盾、患得患失的艰难选择。

    纯粹用革命现实主义手法而写成的《生活与命运》,结尾诗意盎然而充满乐观。别廖兹金夫妇在林中行走,他们“想起过去一场又一场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又跟着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强者和弱者、勇敢的和怯懦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在一座不再有人住了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永远离开这座房子的人诀别……当时不要多久,大门和栅栏门就要打开,空荡荡的房子又要热闹起来,又会充满孩子的笑声和哭声,又会响起女人的匆忙而动听的脚步声,满怀信心的男主人就要走进房子里来了。”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心灵的秘史”。俄罗斯民族苦难的秘史显得分外漫长、秘不示人。“最真即最美”的命题,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更加触目惊心;揭示它,更加不易,更加需要勇气。我想,中国读者会有着与俄罗斯读者相同的感觉。另一方面,这部被出版社朋友戏称为可以充当健身器材的巨著,我并不看好它能在中国畅销。我们在阅读上也是比较势利的,凭什么去读一百多块、内容这么冗长又无比沉重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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