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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英语,更接近诗歌的是体育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22日        版次:RB03    作者:黄夏

    《罗伯特·弗罗斯特校园谈话录》,(美)罗伯特·弗罗斯特著,E .C .拉什姆编,董洪川、王庆译,译林出版社20 15年10月版,35 .00元。

    延伸阅读

    《弗罗斯特研究》,黄宗英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 11年8月版,46 .00元。

    黄夏 自由撰稿人,上海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诗人,也是教育家。他曾先后三次在阿默斯特学院工作,后被聘为终身文学讲师,此外,他还是美国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罗伯特·弗罗斯特校园谈话录》即是弗罗斯特于1949至1962年间在这些学校的讲稿结集,共计27篇。

    之所以称“谈话”而非“演讲”,是因为弗罗斯特从不备课,也不做提纲,而是直接在讲堂上跑野马,且常从抛出一个偏颇甚至错误的观点来展开讨论。弗罗斯特的这一手,放在今天大约就是“标题党”们爱干的事儿。为提升流量,小编们常常喜欢给文章起耸人听闻的题目,先把看客拽进来再说。弗罗斯特也毫不含糊地把人先拽进来,稳住眼球后,再跑上一圈野马,只是野归野,最后总不偏离他谈话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诗人对小到诗歌创作、大到教育实践中的“规训主义”进行批判。

    我们且从其中一堂课开始,来看看弗罗斯特是怎样“谈话”的。他先抛出一个观点说,“坚持己见很重要”,即使偏见也比没意见强,即使劣质的创作也比不创作强。我们一听,这很无厘头啊,难道坚持错误和劣质,也值得鼓励?但弗罗斯特接下来说,在一切之前,“你要有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即使偏见和错误,这也是“你宁愿要有的东西,如果这和你没关系,我和你谈话将变得很困难。”

    弗罗斯特所强调的是,人要有展现自我灵魂的“表达欲”。表达欲,即是灵感、顿悟和创造力的源泉。大多数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这种“表达欲”枯萎乃至消失了。弗罗斯特写过一首诗:“当我还小老师已老,我放弃思想火花换来形式,直到全身发冷。”他解释说:“上学的你一路走来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达到了更远的地方后,你的感情已被他们全部掏空,取而代之的是一定数量的方法”。

    “一定数量的方法”,亦即教育所推崇的科学规训,它提供知识、公式、规则,或许还有真理。但在弗罗斯特看来,它并不提供真实、幸福、智慧和爱情。他援引莎士比亚的一首诗,来说明人类精神与科学规训的区别:“噢,不!它是一个从来都固定好的标记,它在大风暴中,也从不动摇;对于每一个游离的声音它是星星……其价值无法知晓,尽管它的高度可以测定。”弗罗斯特说,星星的高度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探知,但星星对于大风暴下每一个人的“价值”,却是科学规训所无法测定的。我们不可能通过它来体会那种撼动灵魂的瞬间,而这正是诗歌、音乐、艺术等以“表达欲”为其全部存在理由的领域,才能捕捉和表现的东西。

    弗罗斯特又补充说,“规训主义”还会伤及科学精神本身,因为后者同样意味着探索欲和求知欲,而这些东西与诗歌、音乐、艺术相通,并一并包括在“人类精神”之中。但不幸的是,如今的教育将目的与手段完全颠倒了。本来,“写作的全部艺术就是学习如何寻找话题,你必须从那里开始,你必须寻找,找到要说的东西”。但现实中呢,我们却被各种语法、句法、拼读、填空训练窒息了表达的欲望,我们成了规训主义的奴隶。写作不是发出内心的声音,而是训练如何不假思索、不出纰漏、不知羞耻地说谎。

    在此意义上,弗罗斯特说大学里跟诗歌最亲近的系不是英语系,也不是哲学系,而是体育系。“因为我认为诗歌拥有一种实力,这种实力存在于表演中。是的,就是表现力。它不是一种批评,亦不是鉴赏,而是一种表现力”。弗罗斯特把诗歌,或者一切与诗歌精神相通的表达欲、表现欲、表演欲,与体育联系在一起。需要说明的是,弗罗斯特眼中的体育并不是今日商业化大潮下,那种为摘金夺银而刻苦训练的体育,而是早期以“表演”个人体力和才艺,抒发活泼生命喜悦和激情的肢体运动。

    弗罗斯特具体说明了何谓诗歌的“表现力”。首先,是语言的“更新”,“有时你这样评价某些词语:‘啊,以前我从未看到过这种用法。但是,再想一想啊,用得真是漂亮。’那正是写作的意义,也正是使诗之所以成为诗的东西,无论这诗是散文还是韵文”。其次,是意义的“新鲜”。弗罗斯特将这种新鲜感比作人们搞恶作剧:“假如一个恶作剧经过事先透彻的分析,那么这个恶作剧还有什么趣味呢?一个恶作剧最令人捧腹的是,你恰好想使坏,正盘算如何是好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在脑海中诞生。”

    弗罗斯特反对诗人成为匠人,更反对把学生变成流水线上的技术工人,或更糟糕的,流水线上的产品。他开玩笑说自己跟教育的关系就如达尔文实验中猴子与蛇的关系,猴子看到蛇之后尖叫着逃跑,但每次它们又不断返回,并“再一次在尖叫声中落荒而逃”。这是教育工作者在僵化体制中所必然面对的命运,也更可见出他们为改变现状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努力。在弗罗斯特,就是他在“规训主义”的大墙上,悄悄地挖几个洞,透一点新鲜空气进来。

    比如,他提醒人们不要忘了教育的目的,“你们接受教育,是为了当你们到了某个特定的‘一见钟情’的阶段时,能够接近、更加准确地接近你们‘钟情’的东西——— 不管是一首诗,一个理想,一个党派,一项事业,或者一个英雄”。其次,为了牢记这“一见钟情”的初心,要学会不拘泥于细节,做学问时不妨踢开那些课程,像狱中的尼赫鲁那样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条件下写作。必要时,甚至可以无视老师的教导,宁愿走一点弯路,也要保持独立的思考精神和表达欲望,以免陷入规训主义的窠臼。

    尽管弗罗斯特没说“要么成为知识的主人,要么干脆没有知识”这样极端的话,但无疑,他对大多数人成了知识的奴隶、且不自知得近乎悲催的现状,是感到遗憾的。不过,庸众可能总是多数。弗罗斯特未必能改变这一现状,但通过他的“谈话”,让我们认识自己或许便是庸众中的一员,那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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