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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介然先生的书房与书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15日        版次:RB09    作者:辛德勇

    索介然先生旧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四印斋所刻词》。

    索介然先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

    □辛德勇

    1992年,我由陕西师大调到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没过多久,就见到了索介然先生。他是来历史地理研究室,找人问一个历史地名的问题。索先生走出去后,研究室的老师向我介绍说:“翻译组的人,日语好。”

    在这以后,除了开全所大会,一般见不到他;况且根本没打过招呼,见了也跟没见差不多。比较多地接触索介然先生,是在历史所迁回建国门内的院部大院之后。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历史所在办公楼后面的一排小平房里,给了他一间房子住。这里不光离研究所近,还靠近院部的食堂。这样就很容易碰上,不知不觉间也就相互熟悉了。

    有几次在食堂打饭,和索先生排在了一起,他就邀我去他那间小屋里,一边聊天一边吃,或者吃过饭后再去聊。

    我喜欢和索介然先生闲聊,首先是因为他读书多,谈各方面的文献,都能够有比较具体的交流。历史所里,学术大家很多,更有一些身负“清流”之誉的学者,在以史带论横行于世的日子里,默默地像推土机一样一本一本地通看所有看得到的史籍。譬如研治隋唐史的张泽咸先生,研治宋史的王曾瑜先生,研治明清史的郭松义先生等等,都是这样的路子,令人望而生敬。但这些学者也都是专家,看书首先是要按照特定的主题,摘抄卡片,搜集积累史料。这样一来,注意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有所集聚,或者说是有所偏倾,偏向于特定的史事史籍,而对与其治史主题关系疏远的史事史籍,往往不够关心。

    索介然先生不是这样。我和他第一次谈论得较多、也感觉很谈得来的话题,是关于吕祖谦的《东莱博议》。一般研究宋史的人,即使看到,对这书也不会多予关心,实际上恐怕还很少有人会看,更弄不清楚其价值何在。简单地说,《东莱博议》是吕祖谦教人写史论的,而这种史论是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不仅在南宋时期就有很大影响,以后历经元明清三朝,一直是蒙学堂里必读的范本,流风余韵,影响所及,甚至民国时期很多报社评议时事的社论,也都是模仿《东莱博议》运笔的架势。

    谈起此书的来龙去脉,索先生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这除了读书广博之外,还与其家世具有直接关系。“索”这个姓,来自满族索绰罗氏,本是清朝的世家大族。可是,到他祖父辈一代,索家这一支就已经破落,竟不得不依靠开馆授徒为生。所以,家里过去有很多这类蒙学书籍。像他家这样一些旗人,有的在清朝生活就已经相当困顿,有的则是到辛亥革命之后,始堕入落魄的窘境。但不管怎样,基本的文化教养,大多都是相当完备的。

    吸引我去聊天的,还有索先生这间“书房”。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放满了书。靠在墙边的几个公家处理的五十年代的书架,远远无法摆放那样多的书籍。结果大多数书,是一摞摞地堆放在地上。房子小,书堆得又太多,根本进不来第三个人。那些年,我所在的历史地理研究室,十几个人,同在一间屋子里,说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又是有话抢着说,喧嚣可想而知。坐在旁边,听这一片嘈杂,简直就像遭受刑罚一样。这也逼使我时或逃离到索介然先生的小屋里来。两个人相对坐在书堆里,静静地说说古书里里外外的事。

    在这间“书房”毫无修饰的墙壁上,用圆形大头图钉,很随意地按着两幅启功先生题写的墨宝,没加任何装裱,不经意间透露出主人和启功先生的近密关系。清帝逊位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启功先生的生活也颇为艰难,后来赖陈垣先生施以援手,生活才安定下来。在他们这些旗人、特别是贵胄望族之间,另有一个外人不易察知的网络。这也就像他们的汉文化素养,同样另有一个很悠久的传承,并一直延续到索介然先生这一代身上。在索先生过世之后很久,我读顾颉刚先生的日记,看到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曾是顾先生家里的常客。从中可以看出,由于自幼具备良好的学术素养,索介然先生曾与很多学界前辈有过很近密的交往。

    刘俊文先生主持印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时候,已经退休的索介然先生,被聘用帮助核对书版。这主要是通过逐一检核,来保证影印本前后页码编排的准确性和书版摄制的效果,是影印古籍过程中很关键的技术环节。由于要赶进度,工作比较紧张,刘俊文先生给包括索介然先生在内的这一拨工作人员,在北大附近安排了宿舍。当时我住在北大东门外的中关园,距离不太远,就抽空儿去看望过索先生一次。宿舍条件虽然不是很好,索先生对这工作却兴致很高。

    想不到正是这件事,给索介然先生造成了致命的损害。———他在工作中,突发脑溢血,倒了下去。经过治疗,又维持一大段时间之后,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先生离世之后,有人说,是因为工资收入太低,生活窘迫,才逼使他这么大年龄,还不分白天黑夜地给出版商打工,以致一病不起。

    这话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我更愿意相信,是这项工作,让索先生能够用其所学,在整个出版流程中发挥很实际的作用,才激使他忘我投入,导致不幸发病。历史所给他安排的本职工作,只是翻译日文资料。在我来历史所工作以后,从来没有看到组织上具体开展过翻译的项目。这段时间内,索先生唯一的翻译成果,大概就是我也参加过一部分工作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这也是由刘俊文先生主持的事情,我翻译的是第九卷《民族交通》(实际上还有历史地理)的大部分篇章,索介然先生一个人,译出了第五卷《五代宋元》。虽然从来没有和索先生谈论过日文翻译问题,但看他翻译的功力,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没有什么难度。他没有走写文章做专题学术研究的路,良好的文史修养无所用之,印制这样重要的典籍,能够从中发挥作用,我想他会心怀喜悦的。

    索介然先生去世时,我正在日本访学。回国后去所里上班,图书馆的杜先生问我到哪里去了,找我也找不到。我问什么事,杜先生说,老索病逝后,他儿子来处理东西,要卖书。我知道你喜欢书,和老索也谈得来,想通知你和他儿子谈谈,把书都留下来了。但一直找不到我,索家人无法再等,就都卖给中国书店了。

    由于动荡岁月的损毁,我在索先生的书房里,并没有看到什么稀少的好书。不仅没有古刻线装本,甚至连“文革”前的旧书都不是很多,大多数书,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陆续新买的。但不管新书旧书,书房里的书,都能最直观地透露一个人文史修养的深度和厚度。索先生藏书的特点,是基本经史子集书籍,几乎样样俱有,既深且广。聊天时,看到他正在展开阅读的书籍,比较多的,是先秦两汉的子书,但一看我姓辛,谈起稼轩词来,也有很多话说。现在的专家,已不大有人这样读书。

    一年多以后,在灯市口的中国书店里,看到了索先生的藏书。睹物思人,特地选了一本《四印斋所刻词》,留作纪念。在这部书的扉页上,写有索介然先生的购书的题记。闲暇时偶一捧读,眼前总是会浮现社科院大院里那间堆满书籍的小屋,浮现索先生摊开的书册,还有那钉在墙上的启功先生的墨迹。

    当年在那间小屋里和他闲谈时,我就常想,对于索介然先生来说,读这些古代典籍,大概是自幼以来形成的习惯。这就像生而饮食,长而男女,是生活的基本形态,也是只要生存于世就必然要做的事情,与世俗的功名无关,也不是为成就一番事业。虽然说在他的身后,这一屋子的书,一生的积累,说散也就散了,但在活着的时候,他由着自己的性子读了,这就没有什么遗憾。让我感慨的是,人的一生太短促了,想买的书多,能有时间读的书却很少很少。好在书比人寿长,一代代的人,可以接着来读。

    ◎辛德勇,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近著有《石室賸言》、《旧史舆地文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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