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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月报》的拜伦专辑谈起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15日        版次:RB08    作者:马海甸

    ●西书架之四十二

    马海甸 翻译家,香港

    1924年第十五卷第四号的《小说月报》,是英国诗人拜伦的专辑。这部杂志出过不止一个外国文学专辑,我读过的,就有《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研究》两种;单个诗人或作家的专辑,终《小说月报》改版后十余年的历史,拜伦似乎是惟一的一种。1924年适值诗人的百年祭,专辑上承“五四”反封建热潮之余绪,下开1927年大革命之先声,拜伦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声誉远高于其他诗人。原因西谛(郑振铎)在卷头语说得很清楚:“他的反抗热情的行为,其足以使我们感动实较他的诗歌为甚。他实是一个伟大的反抗者!反抗压迫者的恶魔,反抗一切虚伪的假道德的社会。诗人的不朽,都在他们的作品,而拜伦独破此例。”

    拜伦专辑一共收文章和译文十八篇,诗剧一部(《曼弗雷德》),短诗八首。撰文和论文翻译者有西谛、沈雁冰、张闻天、王统照、耿济之、顾彭年、甘乃光等,诗歌翻译者包括徐志摩、傅东华、徐调孚、赵景深和黄正铭。其中,有作家、诗人、学者,也有以后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有几篇文章署的可能是笔名,我仅检索到《关于拜伦的重要著作介绍》一文的作者蒲梢即徐调孚。他们大抵不专一门,除耿济之和傅东华外,后来都不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鸣于时,郑振铎、赵景深即或偶涉翻译,中年后也搁译笔改而专攻中国古籍了。这也反映出当时的作家和翻译家,都是大杂家,既能创作,也不乏研究和翻译能力,博览多识,于学无所不窥,腹笥之广,更是九十年后的今人所远不能及。就以本辑而论,直到今天,某些文章还值得一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译成中文的英裔日籍作家小泉八云的著作,绝大多数是他介绍日本民俗和风情的杂著,作家赖以成名并一度脍炙人口的英国文学史专著,却无一译成中文,可见今日译界和出版界的眼光是何等的偏狭。本辑刊有一篇陈镈译的《评拜伦》,其时距小泉八云弃世仅二十年,这当是他最早译成中文的英国文学论文(孙席珍译出《英国文学研究》是十年后的事了)。如所周知,三四十年代现代派诗风风靡国际诗坛,艾略特对拜伦等浪漫派诗人诟病有加,读此文后我们才知道,小泉早在艾略特之前便提出,拜伦之病在于缺乏自制力,“他以为情感就是诗歌的全体;这种论调他曾翻覆地说过数次,这是错了,情感本身并不是诗。用韵文的形式来发泄一己的情感,并不见得就会成了好诗,这不过是诗的发端和基本罢。”与艾略特写于1937年的论文《拜伦》比较而读,小泉用词平实而简约,不用术语,却同样揭示出拜伦诗歌的特色和短处。

    拜伦是给予俄国文学最大影响的英国诗人,我们不难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作中找到他的痕迹,尽管西方学者有时把这种影响形容过甚。耿济之的论文《拜伦对于俄国文学的影响》,堪称比较文学中所谓影响研究的典型之作,可惜,要在几千字内,既拈出拜伦在英国文学史的地位已无复昔日之盛,又揭示普、莱两人何以在俄国的影响仍历久不衰,实非一篇影响研究专论所能胜任。行文至此,我想起一部与拜伦有关的比较文学著作,这就是俄罗斯学者日尔蒙斯基的《拜伦与普希金》(苏联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78年版),此书对解决耿氏悬而未决的问题,肯定大有裨益。然而,《拜伦与普希金》至今没有中译。据我了解,这部书不是没人译,而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些年,灾梨祸枣的重译何其多,好书偏生无人置理,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我收集拜伦传记已有一段时间,日积月累,为数已超过十部,如果连《拜伦 夫人传》、《拜伦的初恋情人查沃斯》、《我最亲爱的奥古斯塔》之类的旁支,还不止此数。这些书大抵较晚出,最早的一部是美国学者马钱德的三卷本《拜伦传》(1957年版)。专辑内《关于拜伦的重要著作介绍》共分六部分,厥为全集,杂著,各集,选集,信扎,传记和评论。前五部分的有关书籍我已大体备有,第六部分还想再加补充,读过蒲梢的文章,才惊觉早在拜伦死后不久,有关的传记和评论已卷帙浩繁,还是我藏书的大缺门,手边仅有屈里劳内(今译特里劳尼)著《雪莱与拜伦末日之记述》一书而已。拜伦的新传,每以诗人的性生活或性心理为重心,捕风捉影,望文生义,企鹅版《拜伦传:激情的孩子,名望的白痴》(1999年版),正是此类著作的集大成者。与其把时间花在这上面,我宁愿读老传。马钱德在七十年代后将三卷集旧著删繁正误,重撰成一卷本的《拜伦:一幅肖像》,虽然文字板滞,材料略嫌堆砌,但因其较严谨,仍比时下流行于坊间的法国作家莫洛亚的传记可取。可惜的是,此书同样没有中译,连谈的人也不多。就占有材料来说,眼下的专家们还不如九十年前的一个中文杂志编辑。

    尽管眼下的读者已渐弃拜伦而去,有一点仍须重提。有两部译文,在译坛获得高度评价,无独有偶,它们都是拜伦的作品。这两部书是:杨德豫译《拜伦抒情诗七十首》和查良铮译《唐璜》。从今天看来,专辑内的译诗除徐志摩外,已经难以卒读。当然,由粗涩而信达,从草率到精巧,是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必由之路。从1957年杨熙龄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到1990年该书的修订本,从朱维基译《唐璜》到查译,都证明了这一点。事情的发展有时令人啼笑皆非,在出现了杨、查的高水平译作后,被评家称为“译抄”的现象也是出现在拜伦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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